中国文化多元、多向,具有凝聚性、包容性,兼备儒、释、道三家,具有一种神秘的力量。董其昌作为中国美术史上的大器,以儒家中道为本体、以禅宗为性情,广交释道,向内求以平淡,展现生秀,给人以一种幽雅的精神典范,为世人启开一扇通向古人经典与心灵的大门,恰恰暗合了中国艺术的隐脉。临摹是学书者的不二途径,历代名家无不将临摹贯其一生,对传统予以继承和发展。“二王”是中国书法史上的一座巅峰,董其昌作为“二王”体系中的一位集大成者,在中国书法史上首次提出“意临”观,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他穷其一生力追“二王”,或借米窥晋,或自钟繇而下,历代“二王”一脉,他几乎无有不临。但是他所临诸家,皆不见诸家痕迹,唯见董氏“家法”主宰行间,楷书之貌,得颜真卿《多宝塔碑》之基；行书结体,多得李邕之法；至于用笔,又得怀素擒纵；书中温雅,更得《官奴帖》之气。他用“虚和取韵、劲利取势”这句话道出了用笔和结体之间的相容性；他又用“在能放纵,又能攒捉”这八个字道出了用笔和结体之间的灵动性。本文从“遇真人、见真迹”切入,梳理董其昌的人生际遇,将他所主张的书法临摹观放置在中国文化的背景下,分析其临摹观的孕育、发展和主张,从他的实践到理论的反复印证中寻求他一生临古而能守住家法的根基,具体探讨董其昌临摹观的美学内涵和文化心理。董其昌书法临摹观中所寓含的一种内在的扩展和深化体悟世间万象的意识,对于当下书法的研究和创作而言,无疑是一项重要参考,其书法临摹观也正是他书法理论与实践的核心所在。在他以后的傅山、王铎、八大山人等无不受其临摹观的影响,尤其是八大山人,将“意临”观发挥得淋漓尽致。结合理论与实践,对董其昌书法临摹观的研究显得迫切而重要,从由形入神到形神兼备是一个过程,由临摹到创作也是一个过程,两者之间并非对立的关系,而是相互依存,具有更多的内在联系,目的就是要以一种更为合乎情理的方式激活经典,继承并发展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