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是一种有限的资源,时间可以用来换取金钱,时间成为一种有价值的商品,这是“现代性体验”中对于社会时间最重要的三个隐喻。时间作为一种重要的有限资源,凭借现代先进的技术,可以用来进行各种活动,这便是时间的“选择成本”。作为资源的时间,同样可以用来直接换取金钱或其他价值与经验,这便是时间的“直接成本”。选择成本和直接成本共同构成了时间的“机会成本”,所以当时间变得更有价值的时候,人们就会更加觉得不能浪费时间,也因此感受到更大的压力和焦虑。本研究通过实验研究发现,在没有达到人们主观期望的情况下,由于时间机会成本的作用,时间价值对时间焦虑感有抑制作用,即时间价值越大,人们的时间焦虑感越低。相反,当超过人们的主观期望之后,时间价值就对时间焦虑感起积极作用。可见,时间的价值和人们的主观期望,共同影响了个人层面的时间焦虑感。本研究对不同社会群体时间焦虑感的调查,从群体的宏观层面也证实了这一结论。从宏观层面看,社会时间的价值与人们主观期望的变化,是在现代性的背景下发生的,与时间和金钱的互换、时间的商品化有着密切的联系。现代社会中,伴随着技术的革新与扩散,时间的经济、信息、情感、象征等价值急速增大。同时,借助于(工具)理性化进程中“量”对“质”的侵蚀,人们的主观期望也随之提升了。期望拥有更多的时间,或者对时间更充分地‘‘开发和利用”,以此来换取更多的价值,构成了人们对于社会时间的“现代性体验”。这样的体验,在增加时间价值的同时,也飞速提升了人们的主观期望,从而形成现代社会普遍的时间焦虑感。在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进程中,同样也伴随着时间焦虑感的出现与变化。本研究通过比较中国社会的不同历史时期,时间焦虑感程度和性质的不同,发现除了社会时间的“现代性体验”之外,社会变迁的速度与国家合法性资源的多寡,也对时间焦虑感有重要影响。只有当社会变迁速率较快时,时间焦虑感才有可能出现。而在较快的社会变迁中,如果国家的合法性资源较为丰富,人们的时间焦虑感通常具有积极性质。相反,如果合法性资源不够丰富,人们的时间焦虑感通常具有消极性质。当下中国社会变迁的规模之大、范围之广、幅度之深、速度之快,都是史无前例的。由于“质”、“量”互换的(工具)理性主义思想,和国家持续加强绩效合法性资源积累而产生的波动,使得人们期望通过占有更多的财富,迅速进入精英阶层,从而避免在社会急速的变迁中被淘汰。更充分地利用时间,更快、更多地积累财富,更早地进入精英阶层,是当下中国社会时间焦虑感的直接来源。正是中国剧烈的社会变迁,给时间焦虑感这一“现代性体验”赋予了特定的含义,从而演化出的一种独特的“中国体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