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罗德·布鲁姆是美国当代颇有声望的文学批评家之一,其在20世纪70年代提出的“误读”理论一度引起学界的关注。布鲁姆从考察作者的创作心理开始,反对传统的影响观,认为前辈诗人带给后辈诗人的只是“影响的焦虑”,而后辈诗人克服此种焦虑的方式就是“误读”。随着布鲁姆著作的中译本不断地出版,国内学者也开始对其“误读”理论进行研究,但已有的研究尚不够细致,对布鲁姆从“误读”理论中所体现的主体观关注甚少。本论文就将以哈罗德·布鲁姆极具独创性的“误读”理论为核心,在细读其有关“误读”理论专著的基础之上,从“误读”理论的内涵、“误读”理论的主体性特征、“误读”主体原创性的对抗式呈现以及对“误读”理论的理性反思这四个方面展开论述。第一章,概述了“误读”理论的理论内涵,分析了对哈罗德·布鲁姆构成影响的理论渊源,并将其“误读”理论与传统的影响观相比较,凸显出哈罗德·布鲁姆“误读”理论对影响观的颠覆。第二章,结合哈罗德·布鲁姆的主体观,梳理了从浪漫主义到当代阐释学,之后到语言学瓦解主体意图,再到罗兰·巴特提出“作者已死”,这几个阶段关于主体性问题的潜在论战,并且从“误读”主体的限定以及对于互文性的重构这两方面揭示哈罗德·布鲁姆“误读”理论所呈现出的主体性特征。第三章,通过梳理布鲁姆在《影响的焦虑》、《误读图示》这两本书中所提出的六种“修正比”、六种比喻以及六种心理防御机制,深探“误读”主体在与前辈的对抗中所采取的策略。并且以布鲁姆在后期进行文学经典研究时所著的《西方正典》中,布鲁姆对于弗洛伊德和莎士比亚之间相互对抗的论述为例,来阐述“误读”主体间对抗的实证。第四章,对哈罗德·布鲁姆的“误读”理论进行理性地反思,在肯定其颠覆了传统的影响观、创造了新的诗歌创作模式的同时,也指出他忽略了文学的动因以及历史的承继性等方面的不足,并指出“误读”理论给我国的文学理论界带来的“细读经典不可弃”、“人情文化需摒弃”等方面的启示。哈罗德·布鲁姆对主体的重视使得“误读”从一种“错误”转为“正确”,这是布鲁姆的独创,除此之外,布鲁姆的主体观还为我国的文学理论研究带来一定的启发,这些都是值得我们深入探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