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新诗初期,众多时空差异很大的文学思潮被同时植入,理论认识存在着表层化的倾向。就象征主义诗歌而言,初期的诗人从自己的感伤情绪出发,似乎找到了与象征主义的契合点,沉溺于朦胧晦涩的意象的营造；有的诗论家则从表层吸取了其唯美的创作色彩,在音色中自我陶醉。因此,梁宗岱诗论的出现在当时就具有了特殊意义。在他那里,象征主义不仅仅作为新诗创作的一种技巧,更成为一种具有直觉色彩的自由创造精神的诗意的生发点。他对崇高的召唤有助于整个新诗审美境界的提升。梁宗岱的诗论研究一直以来聚焦于“纯诗”,研究者们对其纯诗体系进行了深入的分析,但很少有人结合梁宗岱所处的中国新诗当时的环境、结合梁宗岱前后的诗论主张发现其理论的独特贡献。本文从审美理论角度重新考察了梁宗岱的诗论在中国新诗发展中的特殊意义,他的诗论价值超越了象征主义引介本身,而对整个新诗品质的提高和境界的阔大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其审美取向与四十年代新诗精神相连通。本文共分四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引论,主要介绍梁宗岱《诗与真·诗与真二集》的写作背景、影响和研究现状,提出本文的针对性。第二部分是第一章,超越唯美,针对象征主义本身和早期中国对象征主义的解读的唯美形式观,分析梁宗岱摒弃虚幻的唯美艺术观和对美的偏狭认识,结合中国实际、建构起可实践的纯诗并且召唤新诗中深邃的哲学。第三部分,拒绝感伤。分析感伤和颓废在新诗中的泛滥及其表征,梁宗岱要求融合情性与知性,高扬诗的自由精神,追寻诗的愉悦而纯净的精神境界,有助于提高整个新诗的审美境界。第四部分,崇尚崇高。分析其对崇高的重新认识和对平和静穆的追求对于扩展新诗审美对象、肯定多样化的新诗品质、连接四十年代新诗的审美取向所具有的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