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大量涌入城市或出生在城市边缘地带的流动儿童引起了政府和学术界的极大关注。流动儿童的成长将关系着未来中国的发展和稳定，因此对他们的关注应该提上日程。之前的志愿者经历，使我有幸接触到了大量生活在北京城乡结合部地带的流动儿童。他们的生活及就学经历吸引着我，而国外学者对社会边缘群体的教育民族志研究启发了我写作的思路，所以我选取了自己较为熟悉的某城乡结合部，在其中的一所打工子弟学校中进行了一个学期的田野调查。　　 在田野调查的过程中，我发现大部分流动儿童遭受着学业失败的学习经历。教育就像“无形的手”，虽然可以帮助流动儿童改变其“农民工子女”的身份，但同时还在履行着社会分层的“选拔器”功能。而这种选拔功能在流动儿童身上表现的更为明显，“学业失败”如同特定的标签，往往与这些弱势群体联系在一起。国外的“再生产理论”、“贫困文化循环”等理论在这个地处北京边缘地带的城乡结合部再一次得到了验证。　　 但是，作为社会行动主体的流动儿童并非只是被动承受学校、家庭这两个领域的再生产结果。他们创造了一系列对抗文化——学校和课堂中的“反学校文化”、家庭中与父母的文化冲突及其对社区中暴力文化的模仿。遗憾的是，正如威利斯笔下的“小子们”(lads)，流动儿童对外界的对抗并没有改变他们的不利处境，反而加剧了学业失败的经历，并加速了他们进入体力劳动者行列的进程。　　 其实，流动儿童的表现并不是学术意义上的“抵制”，而只能称为“对抗行为”。这种行为并不具有改变其社会地位的政治性意图，甚至没有上升到外国学者所提出的“维护自我身份认同”的用意，只是对学校规训的躲避，或是体味颠覆权威的暂时的快感，抑或是难以克服外界的困难而产生的一种自我放逐。　　 而真正的“抵制”是以变革为导向的积极的行动，是可以“服务于社会也服务于人的自我解放的利益”的行动。这需要对流动儿童施以批判教育学者所提倡的“解放”的教育。被赋权的教师同时应该给予学生极大的反思空间，唤醒他们的意识，使他们了解自身的不利处境，并提高批判性思维能力，最终采取积极的行动去改变他们自身的生存状况和社会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