证据调查必要性也可以称为证据调查的范围。证据调查的必要性问题一直以来没有成为理论界和实务部门关注的重点,究其原因是由于我国法律规定的法庭的全面审查义务。但是,近年来,随着诉讼案件的不断增多,出于追求诉讼效率以及防止恶意诉讼的目的,实务部门逐渐认为不应当对所有的证据都进行调查;同时,理论界学习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国家的证据制度日益深入,也逐渐开始意识到对某些没有必要调查的证据应当予以排除。因此,在2015年颁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中,对没有必要进行调查的证据进行了规定。但是,这一规定存在着许多缺陷,不能全面地概括证据调查必要性问题。本文作者通过借鉴国外的立法和理论,结合我国法律和司法解释的规定,对证据调查必要性问题进行细致地探讨,全文主要围绕司法解释的规定,从三个部分对证据调查必要性问题展开论述:第一部分是对我国当前的证据调查概念和司法解释关于证据调查必要性的规定展开论述,通过分析司法解释的缺陷来引出本文所要论述的话题。第二部分主要分析了如何判断证据调查的必要性,主要从判断的前提以及司法解释中所提到的“关联性”、“证明意义”和“其他没有必要调查的证据”三个标准出发进行探讨。第三部分对这些判断标准进行程序化安排。同时详细探讨了当事人证据申请被驳回时的救济方法,通过比较我国的诉讼构造和诉讼构造理论,从而找出了适合现阶段当事人的证据申请被驳回时的救济方法,即复议加选择性上诉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