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社会是典型的风险社会。保险作为社会化的风险分散机制,对现代社会的繁荣与稳定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不可抗辩条款作为平衡保险人与保险相对人利益之制度建构,彰显法律之衡平价值。然而,我国现行保险法对不可抗辩条款的相关规定较为简略,文字表述较为刚性,引发诸多理论争端,也导致司法裁判的混乱。本文通过分析两则来自最高人民法院的保险纠纷典型案例,结合最近两次保险法司法解释起草过程中的观点纷争,归纳并评析最高人民法院的论证逻辑与裁判倾向。针对案涉争议焦点,本文采用案例研究、功能主义比较法学及法教义学的研究方法,分析不可抗辩条款在解释适用中的实务纷争,并阐释制度差异背后的学理基础、经济理性与价值选择,梳理不可抗辩条款规则适用的规范体系,以指导保险案件审判实务,实现法律预期的稳定性和社会公平正义。具体内容安排方面,本文分为三大部分:第一部分是两则典型案例的案情简介,以引出案涉争议焦点。通过两则案例的基本事实、法院裁判与论证逻辑的比较,归纳当前实务界对不可抗辩条款理解与适用的三个争议焦点:1.保险合同成立两年内发生保险事故能否适用不可抗辩条款?2.“欺诈投保”能否排除适用不可抗辩条款?3.不可抗辩条款的适用边界,即不可抗辩规则与合同成立、承保范围、弃权与禁反言规则等抗辩权周边规范的适用关系为何?第二部分则是围绕案涉争议焦点展开分析与论证。通过两则典型案例的焦点分析与保险学理研究可得出:不可抗辩条款适用的前提条件是“保险合同成立满两年且保险事故未发生”;欺诈投保并不排除不可抗辩条款的适用,无论欺诈是故意还是重大过失;保险法在利用不可抗辩条款侧重保护被保险人的同时,设置了其他边界性规范以维护保险人的合法利益。司法裁判需要调整请求权基础检索顺序、体系性解释《保险法》第十六条第三款的规定,以准确适用不可抗辩条款。第三部分是对所选案例的法院裁判的评析与总结。对比分析发现,最高人民法院就案涉纷争已从宽松解释以保护金融消费者转向严厉遏制保险欺诈。然而,实质正义裁判的转向与蹩脚的法律论证逻辑并存。文章最后,基于法教义学及请求权基础分析方法,理顺了不可抗辩条款及其周边规范的适用规则,有助于实现法律的衡平正义和司法裁判的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