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处身于近现代积贫积弱的中国社会，使得鲁迅的思想未曾须臾离开如何变革现状也就是使中国现代化的问题。这个问题也就是人的问题--上有昏庸的统治者，下有愚弱的民众，还有知识阶级内部或隐或显的分歧、矛盾。鲁迅的思路就相应划分为革命、启蒙、论争三方面。革命的任务，首先是针对统治者的，这是鲁迅作为知识阶级一分子与整个知识阶级共同探索的问题。启蒙是鲁迅坚持从事的事业，因为社会、文化思潮的变革需要民众的配合。知识阶级内部的问题包括个体间的、小团体间的、个体与集团间的各种思想冲突，论争是解决这些问题的有效方法。探讨知识阶级问题，并不意味着鲁迅都有了答案。鲁迅不断发现问题并致力于寻求解决途径的精神，贯穿了他的终生。论文共分三章。第一章考察了鲁迅早期著述主要包括《文化偏至论》、《摩罗诗力说》、《破恶声论》中的“士”在社会文化思潮中的作用。鲁迅把世界范围内的知识阶级分为“伪士”和“精神界之战士”，这是用现代知识阶级的标尺衡量中国的知识阶级。鲁迅确立了“白心”与不懈地寻求变革中国现状的“新声”的准则。第二章突出鲁迅不断发现中国社会革命的问题及知识阶级在革命中的位置问题。要解决这些问题，知识阶级不仅自身没有做好准备，而且没有现成的可资借鉴的经验和理论。这需要知识阶级不断塑造自己并寻求解决问题的“新声”。第三章从三次论争看鲁迅对知识阶级不同典型的揭露与批判。在与现代评论派的论争中，鲁迅首先是一个受伤害者，然后才是一个不畏强权的知识分子形象。鲁迅处在劣势的位置揭露了这些自称“正人君子”、“特殊知识阶级”的新型知识分子的“反改革”、行使“祖传”“老例”的行为是“新思想”中了“老法子”的计。在革命文学论争中，鲁迅是被打倒的目标。但鲁迅理解创造社的“破落户子弟”试图从文化边缘进入中心的意图，而创造社某些成员中了“才子+流氓”的毒，其错误在于利用革命文学的口号而使自己成为“挂新招牌的利己主义者”。在解散左联的问题上，周扬的个人权力以组织的名义遮蔽了鲁迅的声音，两个口号的论争显现了双方对宗派主义和“党性”原则理解的分歧，但周扬等人的错误做法是“拉大旗作为虎皮”“倚势定人罪名”，这是独立的知识分子与组织领导者之间的思想差别。论争是鲁迅“白心”的表现，也是他清除道路上的杂草的过程。尽管鲁迅参与论争具有英雄行为的意义，但客观上，他的言论也曾被归入“文人相轻”的断语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