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传》是中国叙事文学的起点,在它的身上有着诸多的中国叙事传统的特征。而“记言”这种特殊的叙事方式在《左传》中的作用与价值,学术界对它的关注还不是很够,本文希望通过“记言”在《左传》叙事中变化来看它的叙事特色以及其背后隐含的中国叙事传统的特色。论文共分为五个部分:绪论部分简要回顾了《左传》叙事的研究现状,发现以中国叙事传统为目的来研究《左传》叙事是当前《左传》叙事研究的热点,并指出了“记言”与《左传》叙事研究的可能与意义。第一章从“记言”在甲骨卜辞、铭文和今文《尚书》的叙事中来看“记言”与叙事的关系,发现“记言”在殷商甲骨卜辞开始就已经开始承担叙事,西周铭文则让“记言”进一步在叙事中发挥作用,今文《尚书》打通了“记言”融入叙事的关键环节,为“记言”在《左传》叙事中尽情发挥作用打下基础。第二章主要从“记言”在《左传》文学叙事中起到的新作用来看“记言”在叙事中的变化,指出“记言”不仅能够利用人物意图来推动《左传》情节发展,而且还能“编造”具有文学意味的情节;同时《左传》依靠着人物对话实现了“口中叙”,在人物语言的帮助下《左传》可以隐藏人物行动使叙事变得简洁紧凑;此外,《左传》凭借着文本中的“君子曰”让叙事主体可以自由的迸发情感,而虚构的人物语言又满足了《左传》叙事的需要,“记言”已经成为了《左传》文学叙事的一种手法了。第三章着重从文化的角度来看“记言”在《左传》叙事中的转变,认为春秋时期“人”的觉醒、“立言不朽”的价值取向以及史官的劝惩精神与礼崩乐坏的激烈碰撞共同推动并完成了“记言”在《左传》叙事中的转变。结语部分是对论文的核心概括,由于人物语言还不能像后世小说那样完全虚构,所以本文认为“记言”还只是《左传》一种较为成熟的文学叙事手法。同时由于《左传》受到卜辞、铭文和《尚书》的影响以及时代的“逼迫”,使得“记言”成为《左传》叙事的一种必然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