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化的快速推进带来的生态破坏、健康风险、资源耗竭、空间利用无序等问题,制约中国健康城市化进程和高质量发展。城市化如何在生态环境承载力阈值内有效、合理、优质发展,生态环境又如何为城市化发展提供基本载体和优良空间,成为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关键。作为典型高原山地区域,云南省生态环境敏感性约束和资源利用不当造成的生态脆弱使其城市化发展对生态环境胁迫较大,开展城市化水平与生态环境质量的交互作用研究是协调二者发展的基础,也是实现可持续城市化的前提。本文尝试构建一套城市化水平与生态环境质量交互作用分析的框架,以云南省域、州市行政单元展开多尺度对比分析,运用耦合协调度、脱钩指数、灰色关联度、地理加权回归模型等方法,从城市化水平与生态环境质量评价、耦合协调度计算、交互类型及演化路径分析、影响要素探索进行全过程解析并提出调控路径,以期为高原山地城市高质量、均衡协调发展提供参考。研究结论如下:（1）2000-2018年,云南省城市化水平从0.01增至0.51,增幅为3949.56%,呈现出低起点、高速率的发展趋势,各州市城市化水平差值与城市化指数最小城市的倍数分别为13.13倍、8.96倍、8.96倍、8.00倍、7.62倍,表明各州市城市化水平之间的差异明显缩小,两极分化仍旧显著。各州市人口、经济、社会、空间城市化水平在空间上呈现以昆明市为核心的“单核”空间结构,东高西低的分布格局显著,高值区聚集在滇中片区,并以昆明市为核心向周围发散,分布逐渐扩大;低值区聚集在滇西边缘城镇带,范围逐渐缩小,表明人口、经济向滇中及东部集聚,且呈现经济城市化主导,社会城市化推动,人口、空间城市化滞后的发展趋势。城市化重心总体呈现“西北—东南”走向的空间分布格局,重心在2000-2018年向东北方向转移距离17.08km。（2）2000-2018年,云南省的生态环境质量指数从0.38降至0.24,总体降幅为37.16%,呈现高起点、波动下降的趋势。各州市生态环境质量呈现波动下降和波动上升两种变化态势,生态环境质量差值与生态环境质量指数最小城市的倍数分别为0.67倍、0.81倍、0.67倍、0.59倍、0.74倍,呈稳定状态。各州市生态环境压力、状态指数在空间上显现出西南高、东北低的空间分布,变化趋势由明显趋于稳定;生态环境响应指数呈现西北高、东南低的空间分布,呈现平稳变化—明显变化—趋于稳定的变化态势。生态环境质量重心轨迹呈“西北—东南”走向,重心在2000-2018年向东北方向转移距离13.75km。（3）2000-2018年,云南省城市化水平与生态环境质量耦合协调度持续上升,数值从0.26增至0.59,总体上升幅度为124.60%。各州市耦合协调度呈中部高、东西低的“核心-边缘”分布态势,耦合协调类型由失调衰退类和濒临失调衰退类为主逐渐转向以勉强协调发展类为主。交互作用类型及演化路径可以分为稳定型和变化型2大类和长期城市滞后失调型（保山市、昭通市、临沧市、文山州、怒江州）、同步协调型转向生态滞后协调型（昆明市）、城市滞后失调型转向同步协调型（曲靖市、红河州）、城市滞后失调型转向城市滞后协调型（玉溪市、丽江市、普洱市、西双版纳、大理州、德宏州、迪庆州）4个亚类。（4）云南省城市化水平与生态环境质量脱钩状态以强、弱脱钩动态变化为主,其耦合协调度虽然持续增长,由0.26增至0.59,其实质是生态环境质量波动下降,城市化水平持续大幅度上升的结果。云南省各州市城市化水平与生态环境质量的脱钩状态主要以城市化水平正增长与生态环境质量负增长和城市化水平增长率高于生态环境质量增长率两种情形为主。这说明云南省各州市城市化与生态环境存在相互负向作用,可将城市分为积极城市化（丽江市、普洱市、临沧市、文山州、西双版纳、德宏州、迪庆州）和中性城市化（昆明市、曲靖市、玉溪市、保山市、昭通市、楚雄州、红河州、大理州、怒江州）两类。（5）2000-2018年,云南省生态环境受到的城市化胁迫压力呈现“中南部高、西北低”的分布,大部分城市回归系数均为负值且绝对数值波动减小,说明城市化水平对生态环境质量的负向胁迫作用波动减弱,人口上升、经济增长、产业及用地扩张对生态环境质量有着较大的负面影响。2000-2018年,云南省城市化受到生态环境的约束力呈现“中东高、西部低”的分布,大多州市的回归系数为负值且绝对数值在波动增大,表明生态环境对城市化有波动增强的负向约束。资源消耗、建设用地扩张、工业污染、农业污染及生态条件成为影响城市化的主要因素。研究依据各州市城市化水平与生态环境质量的发展情况,提出提升城市化质量,优化城市空间格局;加强核心城市辐射,因地制宜选择发展战略;抓住开放政策契机,促进外向型贸易发展;坚守底线约束,优化生态安全格局的总体发展战略及分区调控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