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气”是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的精髓,建立在“气”论哲学的基础上,其发展历程为:自然之“气”——哲学之“气”——文之“气”。即“气”最早是一个物质概念,后从自然之气向生命体气潜在引申,文字学意义上的“气”逐渐成为一个哲学范畴,继而进入美学领域。这种气论哲学开始萌芽并形成于先秦,成熟于明清时期,“气”论哲学以其独特的思维方式浸透了中国文化的思想核心。　　“文气”论从滥觞至成熟大致可分为四个阶段。首先,孟子的“知言养气”说是文气说的滥觞。其次,魏晋南北朝“文气”论体系基本形成。曹丕首开“文气”论先河,正式确立了以气论文的传统。但他主要从先天之“气”即天赋方面来论述气。刘勰继承并发展了曹丕的观点,系统地将这一概念运用于文学理论。第三,唐至明代古文论家的实践和理论创新。唐代的韩愈提出了著名的“气盛言宜”说和“立言养气”说。到宋代,苏辙在继承孟子、韩愈“养气”说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外游”说。第四,清代文论家创作、批评实践后的完善补充。清代的桐城派是中国古代文论的集大成者。其中“桐城三祖”之一的刘大櫆关于神气与音节、字句的辩证关系的论述是其对“文气”理论最突出的贡献,之后桐城派后学发展出“因声求气”的理论。在“养气”、“神气”之外,刘熙载提出了“炼气”说。　　在漫长的发过程中,“文气”的内涵不断被后继者赋予新的内容,目前学术界对于“文气”内涵的阐释主要有:作品气势说、作品声律说、生命力说、作家才性说、才性风格说。中国传统文学中“文气”的美学追求主要有“气韵生动”、“一气贯之”和自然、纯真之美。可以说,整个中国古代文论发展史就是以“气”贯穿的文学审美史。　　“文气”在文学创作过程中的能动作用主要表现为虚静之气和发愤著书。虚静论以庄子为代表,之后经过陆机、刘勰等的不断补充,获得了更加丰富的内涵。虚静之气,可使创作主体陶冶出空明澄澈的审美心态,轻松自如地写作构思。发愤著书,作为创作的心理学命题被正式提出,始于汉代的司马迁,与此前后呼应、一脉相承的是韩愈提出的“不平则鸣”,是创作主体进行文学创作的深层动力源泉,使作品具有一种昂扬的“盛气”。“文气”对文学作品的本质观照主要表现为作品的气势、美感、气脉、风格、精神、结构布局、语言表达、声调等多种因素的整体性显示。　　“文气”论的现代价值主要表现为:第一,人格修养的建设意义。“文气”论对于有助于创作主体的品德精神、人格、艺术个性等的建设。第二,对文学创作的指导意义。“文气”贯穿于创作活动的始终,从创作冲动的兴起,到创作构思、落笔成文等都有精辟的论述,与今天的文学创作是同源相通的。第三,对文学批评的借鉴意义。主要表现为以“气”论人,文如其人,应用于文学领域,多以“气”论文。以此为基础建立人文统一和公正客观的文学批评方法。第四,对当代文学、尤其是网络文学的现实意义。传统的“文气”论,对当代文学,尤其是网络文学中存在的诸多问题的解决,可以起到一种整合、指引的作用,不仅具有理论意义,也具有实践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