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地方志的修撰,从最初的地理之书到史家之书、从“保存资料”到“以志为史”,经过了漫长的发展过程。在清代康乾时期,随着考据、校勘、辨伪、辑佚、史地等传统学术的逐渐繁荣,方志最终达到了“著述”和“保存资料”的兼顾,使得史家修志之法得以奠定,方志文献地位得以提升。本文就《西宁府新志》与《开封府志》两部颇有时代和地域特色的志书作一比较研究,以期探讨康乾时期方志的修订发展,分析方志修订理论与实践的关系,挖掘方志所呈现的中原与西部地区文化的内涵。第一章从方志的纂修缘起、经过、成书面貌、版本流传及纂修者生平、著作等方面,探讨了《西宁府新志》和《开封府志》的产生概貌。通过研究本文认为,康熙三十四年(1695年)管竭忠修、张沐纂《开封府志》,乾隆十二年(1747年)杨应琚修纂《西宁府新志》,是清代中原与西部地区两本具有代表性方志的上乘之作。两志皆为名家修纂,同为四十卷,分别记载了西宁和开封的星野、疆域、建置沿革、山川、风俗、城池、河防、封建、户口、田赋、物产等方面的详细情况,指出了因独修方志与群修方志产生过程的差异、两志纂修缘起的异同,而导致两志呈现不同的纂修特点。第二章对两部方志纂修特点进行了较为系统深入的对比研究。河南是清代官修志书始肇省,志书数量位列全国第三,而青海是清代志书数量最少的省份,《开封府志》虽然呈现典型的旧派性格,但以志为史的倾向还是在固例、功令与速成的束缚中留下了不少痕迹,很多方面呈现出有待完善的新派特点。而《西宁府新志》早于章学诚最初的方志活动20年,却完善地贯彻了“以志为史”的理念,其体例、内容、语言等方面,展示出作者在一本志书内尽情驰骋的史才,虽然对史家法度的实践不是最大胆彻底的,却是非常完整而自觉的,其著述的整体性是《西宁府新志》最显著的特征。第三章对两志所体现的清初地方志纂修规律作了探讨与总结。由于地方志发展受到政治舆论引导、地方官员综合素养、修志团队整体水平以及方志自身发展规律等众多因素的影响,方志历史性转变的完成便具有比较复杂的表现。从康熙《开封府志》到乾隆《西宁府新志》,清代地方志经历了从中心到边缘,从群修到独修,由纂类到著述的发展过程,最终出现章学诚这样的方志学大家势所必然。本文还对两部方志所呈现出的中原与西部文化作了对比性分析。中原地区的农耕文明及汉儒文化在大一统的进程中扎根于河湟地区,汉文化在河湟地区的发展中呈现出其自身独特的地域文化风貌,而《开封府志》和《西宁府新志》对研究中国地域文化,无疑提供了可靠和翔实的重要的资料。本文共分为正文三章以及绪论、结语、参考文献等六部分,全文共4.4万余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