吸烟行为是生活中较为普遍的行为,烟草在我国已经有400年的历史,已经成为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烟草文化也是市民生活文化的缩影之一。烟草是一种有着丰厚经济利益的商品,烟草农业、烟草工业、烟草商业都能创造出不少收益,烟草税也是政府收入的重要来源,可以说整个烟草产业链在我国经济中必不可少。多年来,烟草危害渐渐被公众所认可,烟草中含有的尼古丁、胺类、酚类、烷烃、醇类、多环芳烃、等多种有害物质,烟草燃烧过程中产生的一氧化碳,都对人的健康和环境有害。早在上世纪五十年代,美国权威卫生专家就提出吸烟有害健康,建议烟民们戒烟。几十年来,现代科技和医学不断发展,烟草的更多危害逐渐显露,吸烟有害健康已经成为人们的共识。上世纪九十年代,世界卫生组织开始筹备一部全球性的控烟公约,一百多个国家参与商讨制定,经过6次全球性研讨会终于在2003年获得全票通过,《烟草控制框架公约》应运而生,这标志着控制吸烟已经成为全球趋势。为了更好的了解世界控烟大环境,针对世界几个国家的控烟立法现状进行了介绍。我国目前没有一部全国性的控烟立法,我国的直辖市、省会城市(除了湖南长沙)都有地方控烟立法。关于政府对烟草的干预,存在着三种不同的的观点:自由吸烟,即不对吸烟行为进行任何干预,这一观点为多数所反对,烟草的危害性决定必须对吸烟行为加以干预;禁止吸烟,是一种极端情况,类似禁止毒品一样全面取缔烟草,烟草虽有害健康,但是危害性并不等同于毒品,且其背后又有巨大的产业链,全面取缔烟草这既不合理也没有现实的可行性;控制吸烟,就是在某些时间、某些场合、某些地点限制人们的吸烟行为,这一观点折衷也最为人性化,可以平衡多方利益,收到大多数的认同,大多数国家也是采取控制吸烟的做法。控制吸烟可以选择的渠道包括道义倡导和立法。道义倡导是通过控烟协会、志愿者等民间组织,自发的对禁止吸烟进行倡导。但是道义倡导能否取得良好的效果,取决于烟民的认知自觉性和自我要求与约束,由于缺乏强制执行力,吸烟行为又过于广泛,道义倡导的效果得不到保障。控烟的最佳选择就是立法,法律是人们行为的底线,也是国家强制力的体现,是进行控烟执法的依据,这就是控烟立法的必要性。控烟立法需要规制的内容有:限制吸烟的场合、情形、特殊人群的保护、特殊场合的控烟要求、违反法律规定的相关处罚等。控烟立法最重要的内容就是控制吸烟的场所,立法有3种方式,一.排除式条款明确禁止的区域;二.列举式条款明确可以吸烟的地方;三.结合式条款。我国地方立法多采取排除式和结合式条款。同时,对儿童青少年老年人孕妇这类特殊人群应该进行保护,做出特殊的规定。我国控烟立法中的基本情况进行梳理,我国最早的颁布控烟立法的城市是上海,本文选泽北京上海天津广州4个城市的地方立法进行分析,这四个城市控烟较早,也各有特点值得其他城市借鉴,它们的不足之处也具有一定的代表性。我国控烟立法的难点在于控烟场所的确定,哪些场所要禁止吸烟,哪些场所要控制吸烟,是否有特殊的规定,室外场合是否可以做出限制吸烟的规定,哪些情形必须禁止吸烟等。控烟执法是控烟工作的另一重点,立法中的处罚方式也是值得讨论的问题,现有的处罚以罚款为主,是否还可以有其他方式;进行控烟执法的主体,是否只能由行政主体派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