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猪肉是全球人民的主要肉类消费品，生猪生产和猪肉供应受到了政府、居民及生产者的普遍关注。进入90年代后，为加快缓解我国副食品供应偏紧的矛盾，农业部于1995年起开始实施的新一轮“菜篮子工程”，禽畜饲养业得到高速发展。由于江苏省各地区经济发展速度差别显著，原料等生产成本的不断增加，以及市场和疫病风险加大，苏南地区农户养殖比较收益下降，加快了散养户的退出。随着传统农区大量农户放弃生猪散养，为了保障猪肉产品供应，在养殖政策引导下，苏北、苏中地区规模养殖发展迅速，生猪产地逐渐向苏北地区以及其他省市移动，区域性规模养殖群体和特色优势逐步显现，主产地比较优势会进一步促进养殖规模的扩大。规模养殖在生猪养殖中的主体地位已经确立。
但随着生猪养殖业规模的持续扩大，集约化程度不断提高，养殖场集中产生的粪尿污物量急剧增加，而污染控制在政策管理、法规建设和技术上都明显滞后于生猪产业发展速度，因而规模养殖及其养殖废弃物逐渐成为重要环境污染源与温室气体排放源头之一。城市生猪养殖业污染负荷量已超过了工业废水与生活污水的污染负荷的总和，大量的污水及粪污未经妥善处理而直接排放，造成大量温室气体外逸。
然而产地移动后，经济发达地区居民在享受经济发展成果、消费猪肉产品的同时，并没有向生猪产地支付相应的环境成本，因此政府需重视集约化养猪场所造成的污染和温室气体排放问题，鼓励养殖农户采用高效、低碳、经济的方法进行养殖，降低生猪养殖全生命过程温室气体排放，这已经成为我国养猪业发展亟待解决的难题。在中国面临巨大减排压力的情况下，如何在多学科理论的综合指导下，结合实际情况，探讨规模养殖以及生猪产地移动现象对温室气体排放带来的影响，分析较为合理的养殖规模与养殖技术，促进规模生猪养殖安全、健康发展，对于履行国际温室气体减排义务将大有裨益，对于实现中国农业经济与资源环境的协调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本研究的总体目标是考察生猪产地移动与温室气体排放之间的关系与影响。围绕这一目标，在理论分析生猪产地移动与温室气体排放之间关系与影响的基础上，首先，廓清江苏省生猪产地格局与变化趋势，验证江苏近年生猪养殖产地移动，探析其经济机理;其次，探讨生猪产地移动与养殖规模之间的相互关系;再次，根据已有的方法学与江苏省养殖户数据对不同养殖场温室气体排放强度计算及比较;最后，研究生猪产地移动对温室气体排放强度的影响。本研究的主要结论如下:
1、猪肉主产区生产格局发生显著的改变，且原有猪肉主产区具有更为巩固与显著的特征，如徐州、盐城猪肉总产量占全省猪肉总产量比重呈现出明显的上升趋势。其他地区及各地市猪肉生产发展相对较为平稳，但表现出不同的变化趋势。如经济发达地区，即南京、无锡、苏州、常州等地猪肉总产量占全省总产量比重在不断下降。值得说明的是，从区域地理位置的角度来看，苏南地区猪肉生产地位在逐步下降，而苏北地区猪肉生产地位在不断增强，成为猪肉生产主要地区，两极分化的现象得到加强。在此基础上，本文从空间计量经济学角度，采用Morans(I)指数验证了江苏省猪肉生产总量数据存在空间相关的特性，并利用空间滞后模型实证分析了江苏省猪肉生产区域空间格局变化的决定因素。计量检验结果显示:资源禀赋、交通便利程度、农村居民人均收入、支农支出与农业贷款因素均对各地区猪肉生产总量的增长起到显著的正向作用;而非农就业机会与城镇化水平两个因素对其变化起到显著负向的作用;且各地区之间猪肉生产存在空间溢出效应，本地区的猪肉生产会受到相邻地区猪肉生产负方向的影响。
2、对盐城市调查的养殖户与养殖场进行计算，发现散养农户、小规模养殖户、中规模养殖户、大规模养殖户生命周期内单位猪肉的温室气体排放分别为3.079kg、1.874kg、1.913kg、2.978kg二氧化碳当量，总体呈现先下降后上升的趋势，并且小规模与中等规模单位温室气体排放量相近，说明中等规模养殖在满足生猪生产的条件下，并未大幅提高温室气体排放。此外在温室气体排放控制方面再次证实，生猪养殖应以适度规模养殖为主要发展方向。另一方面，饲料投入与粪便处理系统是温室气体排放的主要来源，而江苏省北部地区亦是玉米、小麦等的主产地，这将进一步强化苏北地区种植业与养殖业主产区地位。
3、根据计算的得到的不同养殖规模养殖户单位产品温室气体排放量，计算2007年至2010年江苏省温室气体排放总量与单位产品温室气体排放量，结果发现产地移动后，温室气体排放总量上涨，但随产量的大幅提高，江苏省生猪养殖单位产品温室气体排放量逐年减小，表明养殖规模的变化造成生猪生产布局的变动，最终对温室气体排放控制起到关键作用。
本研究可能的创新之处在于:一是，构建了江苏省生猪养殖空间计量模型，并利用相对合理的测算指标，初步得出了影响生猪产地移动的相关因素，为后人的研究提供一定的借鉴和参考;二是，将生命周期评价方法初步引入生猪养殖，运用已有方法学计算了生猪养殖的温室气体排放，并探讨产地移动、规模养殖与温室气体排放的关系及影响，为养殖业发展决策提供了现实依据。
本研究的不足在于:一是，受研究条件制约，未能获得IPCC(2006)推荐方法2所涉及的养殖户详尽数据，不确定性较高，这可能会影响测算结果的可信度。二是，由于缺少加工储运环节的温室气体计算，可能会低估规模养殖户生命周期的温室气体排放量。三是，本文暂未量化研究产地移动、规模养殖与价格补偿之间的关系，这将成为今后研究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