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清末民初的三次学制变革过程中,中国现代文学理论借助学校教育制度,从癸卯学制中学科品格的具备到壬子癸丑学制中学科意识的自觉,再到壬戌学制中形成了一套规范而可供操作的话语模式、课堂构架和教学方式,最终确立了其在知识谱系学中的合法位置,并作为一种学科知识形式得以在近代中国形成。在癸卯学制中,中国现代文学理论逐渐从原先的“文学史、文学理论、文学批评”混沌胶合的状态中分离出来,具有现代意义的中国现代文学理论学科品格得以基本确立。“文学理论”在壬子癸丑学制中的首次明确亮相以及与哲学、美学、修辞学等临近科目的并列设置,既表明文学理论在现代知识谱系中的位置得到认可,也表明文学理论开始具有了明确而自觉的学科意识;同时,文学理论现代运行模式的基本形成,为文学理论向新的范式转换提供了新的生产、传播和评价模式,文学理论作为一门专门性的知识进行课堂讲授和学术研究开始成为可能。壬戌学制对现代文学理论话语类型的创制和推行,为文学理论话语系统的现代转换提供了制度保证,文学理论话语得以借助于学制系统得到广泛认可,这为具有普适性和通约性的现代文学理论话语生产和文学理论教材编写、论文写作提供了必备的条件。与此同时,壬戌学制还对文学理论的教学内容进行了规划,对教学方法进行了初步构建,为文学理论进行专门性的知识传授提供了一套规范而可供操作的课堂教学结构框架和课堂教学方式。知识借助于国家政权并以制度的形式确立下来就会成为一种权力话语,文学理论话语在此语境中就不可避免地染上权力色彩。文学理论要成为一种权力话语,需要通过两个途径:第一,通过修辞言说达到以言行事之目的,即“修辞语用学”。“修辞语用学”重视修辞在文学理论研究探索和沟通表述过程中扮演的不可或缺角色,它关注具有同一性的事物或事件在不同历史时期使用不同修辞方式这一独特现象。就文学理论学科而言,学科名称的确立和现代话语样式的形成,意味着文学理论学科内部形成了一套崭新的语言代码,这套语言代码使文学理论学科自身包含的意义和规则成为不言自明的知识,并进而获得言说的权力乃至支配言说的权力。第二,通过国家教育制度的授权成为一种权力话语。中国现代文学理论在清末民初成为权力话语的重要标志就在于它借助国家政权并以法令的形式在学制中的位置得到确立,并理所当然地出现在文化配置、知识谱系之中,顺理成章地进入学校课堂和科研院所进行专门性的讲授与研究。文学理论话语与学校教育制度的结合,使得文学理论话语在言说与被接受的过程中,言述传递的文学知识不再是纯粹的知识,而是通过与政治话语言说的相互联结,成为一种具有权力特征的知识/话语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