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出台,对仲裁协议的效力从正反两方面加以规定,但考虑到仲裁事业刚刚起步,还处于摸索阶段,上述规定非常原则化,这就导致了事实上这些规定难以明确地指导认定仲裁协议效力案件中实际问题的解决。有鉴于此,几乎是在《仲裁法》开始施行的同时,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了《关于人民法院处理与涉外仲裁及外国仲裁事项有关问题的通知》,在这一“准司法解释”文件中规定了法院对涉外(包含港、澳、台)仲裁协议拟裁定无效情形的“层报制度”,这一举措立意深远,具有里程碑意义,亦是本文核心论述内容的出发点。“层报制度”的建立弥补了《仲裁法》对仲裁协议效力认定的规定过于原则的不足,同时也形成了一系列最高人民法院在这一领域的个案批复。中国虽然不是判例法国家,上级法院的判例对下级法院今后审理类似案件并没有当然的约束力,但是,最高法院对个案的批复仍然有着非常重要的参照作用,同时也蕴含着未来法律或司法解释的倾向性意见和价值取向。本文在简要阐述仲裁协议效力认定基本问题的基础上对我国实行“层报制”以来所有涉及涉外仲裁协议效力认定问题的最高法院批复进行了一次系统地梳理和总结,分析法院在该领域司法实践中的成果与困惑,并进一步将涉外仲裁协议效力认定这一问题放在更宏观的法律原则和形势政策层面来分析评价,探讨“层报制”制度设计本身的利与弊,旨在以更理性的思维审视我国现有的有关法律、司法解释及批复的初衷和深意,既不一味求全责备,追求细而全,也不盲目倡导把最先进的理论引入我国立法和司法实践,而是本着务实的态度综合衡量各方面因素,负责任地提出切合我国发展实际、兼顾实用性与前瞻性的立法和司法完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