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对1936年到1949年上海《大公报》79篇和重庆《新华日报》108篇关于纪念鲁迅的报道和纪念性文章进行定量和定性研究,企图梳理鲁迅形象的媒介建构过程,并分析影响鲁迅形象建构的背景、因素,以及鲁迅形象产生的作用。研究发现,上海《大公报》的内容主要涉及到对鲁迅的个人生活的回忆以及对作品的解读,其在纪念鲁迅的同时,也在进行舆论引导;重庆《新华日报》更加侧重对舆论的引导。上海《大公报》主要建构了“文坛巨子”、“个体导师”、“革命思想家”、“人民的代表”四个形象;重庆《新华日报》主要建构了“战士”、“公共导师”、“系统思想家”以及“受辱者”四个形象。上海《大公报》中鲁迅作为导师的形象偏向个人化的纪念;作为“革命思想家”的鲁迅,其内涵主要是鲁迅在思想领域的变革。作为“战士”的鲁迅其内涵涉及到文化上的战斗以及抗日战争中拥护抗日统一战线;重庆《新华日报》中“导师”的内涵指向集体、国家和民族;作为思想家的鲁迅,其内涵除了革命思想之外,还包括新民主主义、民主自由、马克思主义等,并指涉实践领域。在1946年—1949年,上海《大公报》与重庆《新华日报》中的鲁迅形象由偏离走向了聚合。上海《大公报》中对鲁迅作为“导师”的纪念更加趋向公共性的纪念,“革命家”的内涵也从思想性的变革趋向对实践的指导。上海《大公报》和重庆《新华日报》在建构鲁迅形象的方式上有很大不同,媒介机制在建构鲁迅形象的过程发挥了重要作用。上海《大公报》和重庆《新华日报》建构的鲁迅形象分别产生了不同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