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77年,留声机问世,人类实现了记录、保存并传递声音的梦想,而信息传播技术也完成了一次从空间到时间维度的跨越。留声机以及与留声机同根连枝的电报、广播、电影等电力技术产物,一举夺得新媒介地位,重新拆分了社会旧有模式,改变着社会生活习俗、群体心理及行为方式,塑造了新的文化生态环境。清末民初的中国社会,正亟待找到一个与世界对话的平台,以迅速推进迟滞的现代化转型。留声机的适时传入,不仅为这个传统、保守的东方古国带来科学、艺术的气息,同时也推动了中国现代传媒事业的发展,加快了音乐文化大众化的历史进程。科技手段的介入使信息媒介在社会生活中发挥出愈来愈大的作用。国人开始尝试着通过留声机,塑造中国社会科技、政治、文化、艺术的新形象和现代理念。人们通过报刊、书籍介绍留声机科技原理及历史发展；民族资本家合力加入留声机公司,意图发展中国现代媒介产业以振兴民族工业；国内学者大力推介留声机传承、保护有声艺术文化遗产的价值功能；教育界也通过留声机达到对国语标准发音以及学校音乐美育的推行,等等不一而足。这充分反映了中国社会对留声机媒介价值的全面认可,并积极将声音复制技术与中国社会现代化的建设进行有机结合。而于微观处,当留声机施展出兼具科技感及艺术感的形象魅力时,留声机文化也迅速而广泛地渗透入民众生活,使留声机成为民众生活中时尚、科技、艺术的标志符号。由此,以上海为首的中国新兴城市中,现实环境与声光影像技术媒介——留声机、电影、广播——构成的虚拟性环境相互联合、相互纵深,迅速形成一幅中国近现代社会市民文化生活的图景。留声机的亲民气质,更引导了国人探求科学、追求艺术的心理。随着留声机、无线电广播等产业链条的相互延伸,留声机文化也更趋向多元,为民众生活渲染出多姿多彩的艺术气息。大量的传统戏曲、民歌、民乐被灌制成唱片,销售到各个城市,甚至海外,不仅维系着中华传统文化根基,还促进了南北文化交汇,更满足了国人的民族文化审美情感。伴随着歌剧、交响乐等西方古典艺术的传播,和声织体构成的音乐风格与线性旋律的民乐气韵相映成趣,冲击、充实着国人的听觉感受。美国黑人音乐与好莱坞音乐剧、歌舞剧汇集成的“Popular Mucis”,以充满前进感的动力节奏唤醒中国流行音乐的萌芽,一种清新的,传递着民众朴素情感的“新民歌”,便以“时代曲”为名载入唱片,登堂入室,成为推动中国音乐文化大众化的决定因素。当飞旋的唱片,寄托了越来越多国人情感的时候,这个形似家具的机器就已不再是冰冷的机械,也不再是供娱乐消遣的玩具,它更被民众视为精神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留声机是中国社会生活中的文化缩影,是音乐文化大众化的媒介通道,更是媒介技术为社会历史进程刻画的时代表征符号。首先,留声机为中国人的生活带来了便利和乐趣,使国人逐渐学会以理性目光审视这些科技器物,遂将思想逐步从封闭、迷信、恐惧中解放出来,重新建立了对客观世界分析和判断的科学观念。留声机代表了近代科技在中国民众生活中实现的科学价值及意义。其次,留声机传播逐渐分解以往中国人大一统环境下的文化观,使中国人的文化审美趋向更加自由。各民族音乐文化基因在留声机上的混杂,发酵出中国民众对音乐娱乐前所未有的热情,在中国人喜好呼朋唤友的文化交际空间中,留声机将文化聚合变得更为简单。再次,留声机上的流行不仅使文化呈现出多元化趋势,更于文化的交流对比间,增强了民众对“我文化”的认知,更好地维系住民族的文化根基和民间的世俗情感。留声机将科技、文化、信息传播的触手延伸到中国近代社会生活中,建立了极具时代特色的留声机文化,印证着中国社会由近代向现代的变迁。民族音乐学家孔斯特认为：“如果没有留声机,民族志是绝不会发展为一门独立学科的。”从留声机产业的本土化进程及社会影响力来看,它完成了技术媒介对一个特定社会环境、特定历史阶段、特定民众风俗的改造与重建,因此,其媒介价值在中国社会时代变革的意义上才更为凸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