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的研究,历来是我国古代文学研究领域的一门显学。自它的第一个定本王洙、王琪刊刻的《杜工部集》问世以后,注家涌起,有“千家注杜”之称。其中《分门集注杜工部诗》为伪注所累,学界历来有所非议。然而它特殊的体例,使得它始终能在杜诗研究史上占有一席之地。根据《分门集注杜工部诗》的分类情况来看,杜诗打破了“缘情”与“体物”的界限,突出了诗歌的题材和主题这一倾向。在题材方面,杜甫的个人诗、政治和社会诗得到了极大发展,其具体表现为时事倾向的题材都在杜诗中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即浦起龙所概括的“慨世还是慨身”。《分门集注》的“时事门”诗主要有杜甫的政治诗和社会诗,这类诗歌经后来黄氏父子《黄氏补千家集注杜工部诗》的诠释,尤其是黄鹤“以史证诗”式的“补注”的阐发,杜诗“诗史”的特性才真实而完整地呈现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