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经济发展方式转型、国民消费品质升级的大背景下,文化产业在深入到大众视野、浸润到生产生活方方面面的同时,在国民经济发展中的重要性也日益提升,并逐步占据了支柱性产业的位置。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文化产业,就新时代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提出了一系列新思路、新理念、新战略。“十三五”期间,文化产业更是以年均13%的产值增速交出了优秀的答卷。相较于传统产业,文化产业作为知识密集型和创新密集型产业代表,与传统产业具有较大差异。本文以文化产业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立足于产业集聚视角,探索文化产业集聚对企业创新效率的影响机制,旨在为文化产业规划等领域的相关决策提供理论依据、战略思想和对策建议。本文首先梳理了产业集聚、创新效率的相关文献,结合我国文化产业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审视了文化产业集聚与企业创新效率的影响机制,对融资约束在文化产业集聚和企业创新效率间的桥梁作用开展了探索性分析,相应地提出了四个关系假设,构建起本文的理论框架;然后以83家文化产业上市公司2011至2019年的面板数据为例,分别采用区位熵指数法（LQ）和DEA-Malmquist指数法测算了研究区的文化产业集聚度和对象企业的创新效率,剖析了产业的集聚特征、企业的创新分解效率;最后,从计量的角度构建了本文的研究模型,采用Sys-GMM估计法,就文化产业集聚对企业创新效率的总体影响、融资约束的中介效应等进行了实证检验和结果分析。综合理论推理和实证检验,本文得出以下主要结论:我国文化产业集聚整体上呈现出非平衡、低水平的状况,文化产业的集聚和发展高地显著集中在沿海的发达城市。文化企业创新效率的均值为1.064,总体水平不高但趋势向好,其中规模效率变动对创新效率的贡献力最为显著。从实证结果来看,研究区间内,文化产业集聚对企业创新效率的影响呈现出非线性的正“U”型规律,估计结果的阈值在集聚度为1.403时取得;融资约束在文化产业集聚和企业创新间起到了显著的部分中介作用,说明文化产业集聚度提升有利于缓解企业的融资约束,融资约束的降低有利于促进文化企业的创新效率。基于上述认知,从因时制宜、差异化集聚与优化布局、营造创新环境、改善融资约束等方面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