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同一身份的移居群体来说,为什么在不同地方其社会融入的策略会有差异?策略选择的不同又是如何影响了该群体的社会融入效果?作为地方治理主体的地方政府,应该通过什么样的举措,实现与该群体的良性互动,促进其融入当地社会?本文认为地方治理结构的差异是解释上述问题的关键变量。聚焦于在陆的台胞群体,他们的处境既不同于国外移民,也不同于国内农民工的流动。在陆台胞一方面享受到惠台政策的红利,在工作生活中得到了地方政府支持;另一方面,在陆台胞实际上是长期流动于两岸,与两个社会空间都保持着紧密的社会联系,故而在身份和融入等方面呈现出双重性。因此,对在陆台胞的研究,有利于丰富移居人口社会融入研究的相关理论。同时,对于完善惠台政策、推进两岸融合发展亦具有现实意义。为解释上述问题,本研究建构了“发展时机—治理结构（政府结构与政社关系）—参与空间—行为选择”的分析框架。首先,发展时机是指各地实际的开放时机不同,其所面对的制度环境和机会空间存在差异,进而会影响到后续的治理结构。其次,治理结构是指政府、市场、社会组织以及民众个体等治理主体间所形成的权力运作格局和互动关系模式。关系网络,既是指政府与社会组织在政策过程中形成的互动模式,也指个体在社会交往中形成和拥有的社会关系网络。关系网络是个体或组织获取社会资源的重要路径,它的模式样态受到治理结构的影响。从次,个体和组织依托治理结构、关系网络获得机会空间。此处机会空间不仅是政治活动的基本要素,也指个体社会活动的“精神空间”。最后,个体的行为是个人主观能动性的体现,但是从群体一致性行为看,个体行动的框架是由结构设定的,个体从日常社会条件中获得能力、从社会关系中获得支持。为更好的进行论证,本研究采用案例比较的研究方法,对苏州、东莞、厦门三地情况展开比较,呈现地方治理结构与社会融入策略之间的因果关系。资料收集主要是运用文献分析、半结构访谈、问卷调查三种方法。主要对象是在陆台胞,包括台商、台干、台生等,还包括政府相关部门、专家与社区社会组织负责人。抽样方法主要为非概率抽样,具体操作为就近法、判断式抽样和滚雪球抽样三种方法。从案例具体情况看,一是苏州,受“苏南模式”路径依赖影响,形成了县市政府强势领导和开发区管委会直接负责的二维治理结构。加之“自由统合主义”的政社关系,双方强强联合为台胞提供了制度化的融入空间,故而台胞能够通过台协实现组织化的利益诉求。台协与县市政府的良性互动帮助台胞在昆山找到“精神家园”的归属感。二是东莞,“市直管镇”的特殊府际结构,促成了东莞“统分结合”的治理特点。各镇政府“助动型”和“企业型”运行逻辑,以及台协的组织分散和有限自主性的特点,构成了分化嵌入型政社关系。因此,台胞在东莞更偏好私人社会圈子的搭建——“俱乐部式抱团”,而非聚于台协。三是厦门,拥有闽台“五缘”优势,形成政治使命驱动下的各层级部门协同参与的治理结构。厦门对台工作以服务为导向,台协被吸纳到政府政策过程中,政社之间形成了协同合作的关系。这也使台胞真切地感受“第一家园”的亲切感和归属感。融洽亲近的社会氛围和政社关系,台胞才能安心地以个体形式参与社会,而不像其他方需要抱团。本文的理论贡献有三:首先是从地方治理结构的角度解释台胞群体的行为选择,进一步完善了制度论、同化论、空间论和关系论的因果链条,避免各理论之间的范式之争。其次,完善从宏观结构到个体行为的逻辑理路,建构了地方治理结构通过关系网络的属性影响台胞行为选择的分析框架。最后,从宏观维度探讨了地方涉台治理与国家治理现代化之间的关系,并提出涉台治理从合法性和治理能力两个维度推动了国家治理现代化。总体而言,本文从地方治理的角度探究了台胞在陆融入状况,解释了各地差异的原因。从治理视角提出了地方政府、台协会以及台胞个体如何协调互动,实现有效治理。同时,从社区管理、政社关系、文化融合、制度建构四个维度提出了促进两岸的融合发展和命运共同体建构的政策建议。最后提出以地方涉台治理促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建设的有效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