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都市区在我国新型城镇化进程中具有特殊的地位,也面临独特的治理问题。面向有城、有乡的巨型管辖区或辐射区,面对本地城乡人口、外来城乡人口的新老二元结构,面临向心集中、离心扩散及多中心再聚集的复杂趋势,大都市区城镇化治理成为异常突出的难题。论文所谓“大都市区城镇化治理转型”概念是指,伴随着人口和土地等维度的城镇化,处于后工业化阶段的大都市区所必然发生的城乡二元型治理向城镇型治理模式的转变问题。围绕这一主题,论文沿着从城市到大都市区、从城镇化到大都市区化、从城市管理到大都市区治理的理论演进线索,从城镇化与工业化的关系入手,分析了大都市区城镇化治理转型的经济基础,提出了对城镇化与大都市区经济协调发展的认识;从城镇化与郊区化的关系入手,分析了大都市区城镇化治理转型的空间基础,提出了对城镇化与大都市区分散化发展趋势有机契合的认识;从城镇化与治理的关系入手,分析了大都市区城镇化治理转型的规制基础,提出了对城镇化转型与大都市区治理理念互通、内涵互动的认识。在此基础上,论文构建了大都市区城镇化治理转型的理论模型,认为“大都市区城镇化治理转型”受到三个变量的影响:(1)空间变量:郊区化在大都市区功能空间汇总引发的分散化、均质化倾向影响了大都市区城镇化治理转型的活动边界;(2)主体变量:众多利益主体的博弈行动决定了大都市区城镇化治理转型的治理对象与治理结果;(3)规制变量:各级政府间、不同职能部门间、地区间、公私间权力分配、组织运行、协调控制等规则组成的制度体系,构成了大都市区城镇化治理转型的制度支撑。论文进而认为,大都市区城镇化治理转型理论模型的逻辑体现在:工业化与城镇化协调互动是基本动力,郊区化带来的均质化倾向是空间趋势,跨行政区整合治理特征与多中心自主治理模式是内生秩序。上述动力基础作用于变量要素从而推动治理转型,使原有治理对象与内容发生变化,产生新的治理需求,反过来又影响了治理转型的基础与要素变化,进而推动治理转型再次升级,如此循环往复,最终达到大都市区城镇化的“善治”目标。论文基于对北京行政市域范围属于一个功能性城市区域——大都市区的判断,在工业化与郊区化共同构成的城镇化时空坐标系中,分析了北京大都市区城镇化的历史进程,总结了其城镇化治理的基本特征、问题挑战和发展趋势。按照大都市区城镇化治理转型的一般理论模型,勾画了北京大都市区城镇化治理转型的路线图:(1)空间维度,顺应大都市区空间聚落与功能分散化的发展趋势,通过市域城市群的规划设计,实现治理空间载体的均质化发展;(2)人口维度,顺应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理念,通过市民化的方法,统筹解决城与乡、农业与非农就业、原住农民与外来人口的城镇化融合问题;(3)组织维度,顺应乡村治理模式变革要求,通过二元城镇化治理转型与集体土地自主城镇化治理的协调发展,推动郊区村庄融入大都市区城乡一体化发展体系;(4)规制维度,顺应多中心网络化的治理架构转变,通过治理制度框架的调整,形成多元主体协同推动的大都市区城镇化治理转型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