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神宗与王安石的关系是古代和谐君臣关系的典范。在宋王朝积贫积弱的国情和变革求治的传统与环境下,神宗与王安石较早树立了变法图强的理想目标,并在这一目标的指引下,在不足十年的时间内,推行十多项涉及经济、军事等领域的新法,对熙宁政局乃至北宋中后期的政治产生较大影响。宋神宗与王安石二人由于个人经历、知识结构、认识水平,以及所承受压力不同等因素,在合作过程中存在一定的分歧。这些分歧遍及熙宁时期的人事、变法、军政等领域,贯穿其合作过程的始终,并随着变法的深入而不断增多。然而,其之间的分歧并未对二人关系产生较大影响,二人基本上能够相互合作,密切配合。宋神宗与王安石之间关系的发展大致可以分为三个时期。其分界线大致为:熙宁二年二月,王安石任参知政事和熙宁七年四月,王安石第一次罢相。其中,第一个时期是变法展开前。宋神宗仰慕王安石的才学,所以,多次邀请王安石入宫长谈,吸取治国之术,对部分裁决不下的问题,听取王安石的建议,并且基本上能对王安石言听计从。第二个时期,是王安石任参知政事,推行变法,直至王安石第一次罢相时期。这一时期,宋神宗与王安石在青苗、免役、市易、保甲等新法事项上,在对部分反变法派官员的处置、部分变法派人员的对待等人事问题上、在宋与西夏、契丹之间的军政问题上,存有意见分和,且分歧随着变法的开展与深入不断增多。在宋神宗与王安石共同的变法图强目标的驱动下,在王安石苦口婆心劝说、于情于理分析、以辞相等方式向神宗施压等形式的努力下,并在实际调查结果的支持下,宋神宗基本上能够听从王安石的意见,支持新法推行并推广。这一时期,又可以熙宁四年二月的庆州兵变为分界线,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庆州兵变发生后,神宗更加惧怕变法对社会稳定的影响,因而对王安石新法的支持力度有所下降,两人分歧增多。第三个时期,王安石经历了罢相、复相到再罢相。在此期间,宋神宗因在王安石第一次罢相到复相期间,独立主持变法等事项,得到了一次走向独立的政治历练,因而对王安石的政治依赖程度有所下降。在王安石复相后,对之政见的遵从程度也大不如前,但基本上能够行王安石之道,对王安石也较为关照。宋神宗与王安石的合作,是最高指挥权、决策权与治国良策的结合。王安石一直在试图影响神宗、教育神宗。宋神宗也在试图学习并践行王安石的治国之道。然而,终因二人成长经历、知识结构、认识水平等差异,宋神宗始终未能习得王安石变法理念的精髓。观熙宁之世,二人也始终存有一定的分歧。然而,宋神宗与王安石始终抱有较为一致的变法图强目标,加上二人对分歧的适当处置等原因,神宗与安石的分歧并未对其关系造成严重影响,二人始终保持着和谐的君臣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