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我国社会纠纷的数量也随之不断增长,已由改革开放之初的百万件增长到现在的千万件之多,伴随着利益和关系的多元化,其复杂性也更加突出,如若不及时化解这些纠纷,将会影响到我国社会的稳定和发展,这对我国的司法系统提出了严酷的挑战,尤其是对法院系统形成了强大的压力。如果政府不能有效地控制和解决各种矛盾纠纷,听任它们累积到一定程度,我国社会又将进入动荡时期。社会纠纷数量之多、性质之复杂,单纯依靠传统的诉讼手段已经无法消化,由此,纠纷解决方式的多元化势在必行。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在我国已经有了初步的发展,其中尤以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中的调解制度为代表。我国的调解制度可谓历史悠久,已经被广泛运用到纠纷解决过程中去,对于社会纠纷的解决起到了一定的作用。然而,我国的调解制度也面临着一种困境,作为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中的主要手段无法与诉讼纠纷解决机制很好的衔接,没有形成一种互动的机制,从而导致本身发挥的作用受限。调解固然是一种协调利益、化解纠纷的有效手段,然而,由于在我国司法体制中,调解协议缺乏足够的法律协议,导致调解的强制力并没有保障,甚至最后还得依靠诉讼手段来解决。如何利用好调解这种非诉讼纠纷解决方式,保障其法律效力,衔接好其与诉讼方式之间的关系,对于完善我国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以及充分发挥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作用显得尤为重要,也是我国司法领域急需解决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