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书”规定是我国犯罪概念的有机组成部分,体现着刑法的人权保障机能,是当代刑法谦抑性的具体体现,承载着重要的出罪功能。以刑事实体法为本位,进行出罪机制的探讨,研究“但书”规定在我国刑事司法中如何进行实质性出罪,为“但书”规定扫除障碍,拓宽路径,扭转“重入罪而轻出罪”的危险倾向,是对我国刑事法治化发展要求的重要回应,亦是对于当前构建人权法治国家大背景下人权保障趋势的顺应。本文从“但书”司法化现状检视、“但书”司法化的学理争议与思考、“但书”的功能与体系定位的学理解构以及“但书”司法化模式的完善四个方面进行研究,旨在探寻“但书”适用中存在的问题与障碍,为“但书”规定在我国刑事司法实务中的更好适用提供理论支持与对策。本文第一部分:对“但书”司法化现状进行检视,对当前释理体系薄弱以及无罪判决率畸低的现象进行分析,提出但书司法化的现状显示出当前存在的出罪不畅、案件质量考评机制不合理的问题及以此体现的当前“但书”司法化弊端所暗藏的危险倾向。本文第二部分:具体梳理“但书”司法化过程中的学理争议,对“但书”的功能与其在我国刑法中的体系定位进行研究。以出罪的含义以及我国出罪机制的具体梳理为切入点,详细论述“但书”规定的实质性解释特性在我国行为评价体系中的出罪功能及其合理性;将“但书”与我国刑法中的犯罪概念、犯罪构成之关系进行探析,确认“但书”作为犯罪概念的有机组成部分,具有罪量的规制功能,是犯罪成立上“量”的解释与说明;明确“但书”对构成要件的实质性解释功能及其在出罪适用上的体系自洽性。本文第三部分:从理论上对“但书”司法化原理进行解构,具体阐述“但书”规定的基本蕴涵,包括对“但书”规定法律用语的语义界定和“但书”规定的价值取向分析。将“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不认为是犯罪”的语义逻辑及“但书”背后的罪刑法定、刑法谦抑精神之所在,以及其对于刑罚轻缓化潮流的顺应相结合,共同阐述“但书”之义。将“但书”的罪量规制功能与德日刑法理论中的“可罚的违法性理论”进行比较,得出其在成立犯罪上“定量”标准的合理性;剖析“但书”的刑事政策机能,指出其对于“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具体体现,是“但书”适用的原理之所在。本文第四部分:阐述“但书”规定在司法实践中适用原理,为“但书”司法化建构全新的模式。包括“但书”的适用原理与“但书”的适用路径探析。首先,厘清“但书”的具体适用范围,明确其对于刑法分则的统摄性;将“但书”规定于我国传统刑法理论中的犯罪构成之间的矛盾进行梳理与分析,明确“但书”的适用路径是对于犯罪构成的补充和实质性解释途径,承载出罪的实质性解释功能;提出确立相对开放的“但书”司法化模式,以其原则性为基础进行多元解释,同时加强“但书”适用的案例指导制度,为“但书”出罪提供先例与依据,更好地发挥“但书”在司法实务中的出罪功能。将无罪判决率从案件质量考核标准体系中进行剔除,尽快建立更科学的评价与考核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