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20-30年代,国共关系日益成为知识精英们的关注所在。针对国民党政府的“剿共”政策,《独立评论》阵营形成了两种不同的政见:蒋廷黻、傅斯年等视共产党为“匪”、“寇”,力主“剿”之而后快。胡适、丁文江等却视共产党为政敌,主张通过政治途径,以和平之方式解决国共两党的纷争。此两种政见体现了民族主义诉求下现实政治生态的复杂性,且都是此诉求下国家统一与抗战御辱的反映,都有着各自的形成因素。就共产主义革命而言,无论其合理性受到何种程度的置疑,它毕竟作为不争的事实而存在,且已成燎原之势。《独立评论》诸人也对此中的原因加以探寻式的分析。其一,国民党时运不济,从一开始就背着天灾这一历史“赐予”他们的沉重包袱。其二,农村经济的破产给农民的生存带来困难,百姓不得不冒险从寇从匪,或跟着共产党闹革命。其三,国民党政府没有权威性的独裁统治使30年代的国内政治面临着新的考量。上述因素促成《独立评论》派把关注的视角移至了中国共产党及其所从事的共产主义事业上,并变相认可了中国共产主义革命的可行性及共产党取得政权的可能性。随着30年代国共间“围剿”与反“围剿”军事对峙的开始,此派群体的矛盾心态跃然纸上。既认为共产主义革命不适应现在的中国,又认为共产主义革命的爆发有着一定的合理性及深刻的诱因,即:政府的作用、农村经济的破产、军阀政治的影响、共产党的动员等因素。蒋廷黻、傅斯年认为主“剿”是完成统一的需要;主“剿”是排除国难的需要;主“剿”是防范苏联的需要。其基调与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相符合。胡适、丁文江等认为共党问题亦非仅仅武力所能完全解决的,“剿共”方针是错误的。国民党应该承认共产党的政治地位并且给它参与国家政事的权利。丁文江、胡适甚至主张划地让共产党做共产主义的试验。《独立评论》派对共产主义革命的认知,体现出此派人群“大同”与“小异”等诸多特征。就“大同”性而言,主要体现在:都受到西方自由主义的影响,都体现着民族主义的诉求。就“小异”性而言,主要体现在:民族主义诉求下自由主义者的变异,武力与和平不同的统一路径,《独立评论》阵营的分化趋向。此外,其对共产主义革命的认知,又体现出新自由主义的特点。即追求经济平等与政治平等,理论上排斥共产主义革命,理性上认同共产主义革命的特点。总之,《独立评论》派对共产主义革命既批判反对又认同理解的二重性特征有其形成的深刻历史背景,这种特征既彰显出政党政治与社会现实需求的张力,又体现出社会思潮间的亲疏离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