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庸之恶”(banality of evil)是现代道德哲学中不断升温的一个理论议题。这一概念之所以成为争论的焦点并被指代为现代社会中的新型“道德危机”,就在于它深刻地指出了现代道德哲学中的一个经典难题：由于道德责任的稀释和分散,普通人在毫无反思能力的情况下就可能参与不道德的行为。这一道德逻辑的后果,就是“平庸之恶”亦广泛充斥在当下的教育实践中。思考教育场域中的种种不完善现象,平庸之恶有着令人渴望回避却又不得不正视的沉重。可以说,中国应试教育的大环境中所包含的种种“体制痼疾”,教育改革中所遭遇的种种执行阻力,都与千千万万一线教师的实践态度和日常行动不无关系。因而,如何分析“平庸之恶”在基层学校中的运作逻辑,如何分析教师的日常行动与“平庸之恶”之间千丝万缕的道德联系?成为本文论证的关键。论文采用了校园民族志的方法对教育场域中的“平庸之恶”现象进行了分析。研究者以实习教师的身份进入厦门市海沧学校进行了为期三个月的实地调查与观察,通过与一线教师深入接触,站在教师的立场去感受他们周围的世界,并且保持对“异文化”的开放心态,利用实地搜集的资料来建构教师行动的逻辑。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进行理论对接,对基层学校中“平庸之恶”的出现进行了一种在地化、阐释性的分析。论文由导论和正文五章构成。导论对研究缘起、文献综述、核心概念界定、研究方法及田野工作进行了介绍和说明。正文部分由五章构成,依照逻辑关系又可被分为三个部分：前两章主要对教师的工作环境与劳动过程进行了分析；第三章走向微观的分析,对16名教师的日常行动进行了描述；最后两章属于理论分析,对教师行动的制度后果与道德后果进行了分析。论文开篇试图阐明教师的劳动过程是如何被塑造出来的。成为一名教师是职业角色的一个主体建构的过程,同时也创造出了一个新的话语空间,在这个空间里,微观权力的规训与女性气质的塑造在偶然性中相互碰撞,并建构出了一个新蜕体。学校通过女性气质来构建教师劳动的生产过程,女性特有的服从、依顺、不反抗、被动、细致、勤劳作为一种气质类型则卷入进了学校制度的日常运转之中。显然,在基础教育阶段的学校中,女性气质是一种特殊的支配关系。我们有必要考察女性气质的话语空间是如何被构造出来的,其在职业关系中又是如何被放大、支配与利用的?教师在权力的支配-服从关系中又存在着怎样的矛盾与挣扎?其次,教师在劳动行动中存在着何种抗争的空间和策略?它与“责任稀释”的道德后果之间又存在着何种关联?文章认为,隐秘的、生活化的“日常反抗”(everyday resistance)是教师在学校场域中常采用的一种反抗形式。日常的反抗形式是一种没有正式组织、没有正式领导者、不需证明、没有期限、没有名目和旗号的抗争策略。在基层学校中,这些日常形式的反抗通常包括：吐槽,找借口,打折扣,钻空子,选择性应付,假装顺从,偷懒和怠工,工作-家庭的边界迁移等等。这种伪装的、低姿态的、未宣称的反抗行动不可小觑,大量的微不足道的小行动的聚集就像成百上千万的珊瑚虫日积月累地造就的珊瑚礁,最终可能导致制度的搁浅或失灵。再次,“平庸之恶”在教师日常行动中是如何卷入与渗透的?作为一种权力支配与日常反抗之间的博弈均衡,循规文化是指教师在日常生活中遵从的一些稳定的“认知图式”和行动惯习。论文在追踪了16名教师上课、教研、考试、管理班级等的日常行动后,刻画了他们嘲弄理论、浅层表演、压制性纪律、小升初考试等活动中的意义创造实践。显然,中国应试教育的大环境中所包含的种种“体制痼疾”,与教师的实践态度和日常行动不无关系。最后,论文对教师日常行动的制度后果和道德后果进行了分析。在制度后果上,教师的日常行动中包含着一套稳定的行动脚本：它是指行动者在学校生活的具体情境中,无需明言就知道如何“进行”的那些实践意识；教师的“应试图式”、“教学图式”、“纪律图式”通常代表着“只做不说”的潜意识和支配日常生活实践的惯例性。它在某种程度上具有在自我维持的结构中再生产其自身的特征。它们“侵蚀”和“变通”着基层制度在情境性、具象性场域中的互动规则,并最终导致学校制度变革的困难性。在道德后果上,零件论、集体责任论、小恶论作为教师个体的行动逻辑,参与了“平庸之恶”的生产。防范与消解“平庸之恶”,既应保护教师个体在道德上的“自我准则”,也应重视制度环境的支持。综上,在教育场域中,“平庸之恶”的出现与运行有多种机制,这些机制都有自己的历史、自己的轨道、自己的技术与策略,它们被卷入、利用、改变、扩展到教育场域的途径各不相同。如何克服视域的单一性,从多学科视角出发对教育场域中的“平庸之恶”现象展开分析与阐释,仍是一个有待探讨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