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随着实施“高送转”公司数量的不断增加,其配合限售股解禁及大股东减持套现的不规范行为也层出不穷。针对这一现象,政府监管部门于2018年出台相关规定,对上市公司“高送转”行为作出了以多个量化指标为基准的实施条件限制,“高送转”扎堆现象因此有所平息,但同时开始出现新的问题,例如一些不具备实施条件的上市公司为规避新规采取“擦线式高送转”,这类企业也成为实务界和学术界关注的重点对象,需要深入探究其动因及经济后果。本文选取强力新材公司“高送转”事件作为研究对象,通过运用文献研究法,系统地梳理了“高送转”的相关文献及理论,同时采用比较分析法和事件研究法,剖析和判断强力新材公司“高送转”的能力,力求揭示强力新材公司“高送转”行为的真实动因和经济后果。首先,介绍强力新材的公司概况、历年股利分配情况以及“高送转”事件始末;接着,通过与“三高一低标准”、新规标准以及其他企业的送转股能力的对比分析来判断强力新材公司“高送转”的能力;继而在此基础上,依据相关理论剖析强力新材“擦线式高送转”背后的真实动因;最后,通过对“高送转”后短期和长期的市场反应、财务绩效、企业价值以及对中小股东的影响进行分析,探讨强力新材公司“高送转”所带来的经济后果。本文的主要研究结论是:第一,强力新材并不具备与高比例送转股相匹配的送转能力;第二,强力新材“高送转”的动机不纯,大股东有利用“高送转”谋取私利的机会主义行为嫌疑;第三,“高送转”股利政策需要高成长性经营业绩作为支撑,不合理的“高送转”会透支企业生命力,造成长期市场反应下行,企业价值受损。基于上述结论,本文从监管机构与上市公司两个角度总结归纳了若干启示。对于监管机构来说,可以设置浮动式“高送转”界定标准,联合媒体等外部监督者建立多方位的监管机制,加强对换购ETF方式减持股份行为的监管以维护资本市场正常秩序。对于上市公司而言,需要结合战略规划和送转能力选择合理的送转比例,提升内部监督机构运行效果制衡大股东,保障公司“高送转”质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