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球竞争日益加剧的大环境下,科技竞争逐渐成为国际竞争的制高点。随着世界局势的深刻变革,我国对于科技创新愈加重视,十四五规划也提出要制定科技强国行动纲要。创新的主体是微观企业,与传统制造业企业相比,高新技术企业在知识积累、技术创新能力、高技术人才储备等方面具有明显的竞争优势,因此如何吸引高新技术企业进入是地方政府的重要职责。在国内、国际经济环境转变的背景下,地方政府转变了经济职能履行方式,逐渐从招商引资过渡到优化营商环境。地方政府间的竞争已不再单纯依靠特殊优惠政策,而是转变为从科技创新环境、市场环境、法制环境以及金融环境等方面优化地区营商环境,通过优化营商环境提升地区的经济实力和竞争力。因此,如何通过优化营商环境来吸引高新技术企业进入,探究营商环境影响高新技术企业区位选择的效应和传导机制,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然而,现有研究更多侧重于营商环境对外商直接投资、企业创新以及企业绩效等方面的影响,对高新技术企业区位选择的研究鲜少涉及。而且很多学者是从中观层面研究高新技术产业的空间布局,缺少基于微观层面的研究。鉴于此,本文在详细梳理国内外关于营商环境与高新技术企业区位选择的理论与实证研究基础上,基于制度和交易成本理论、外部经济和产业集聚理论、资源依赖理论等,构建了两部门模型。同时基于高新技术企业区位选择的特殊性,从科技创新环境、市场发展环境、知识产权保护环境、地理区位环境、金融市场环境和基础设施环境六个维度构建了营商环境评价指标体系,并采用熵权法计算指标权重并测算出各省份的营商环境综合得分,深入研究了营商环境对高新技术企业区位选择的影响效应及其传导机制。在现状分析部分,基于空间四分位图法、核密度估计方法和Dagum基尼系数方法,分析中国营商环境的时空特征;基于区域重心方法和空间相关性检验方法,采用Arc GIS工具直观可视化的呈现了中国高新技术企业分布的时空特征。在实证分析部分,首先,使用条件Logit模型研究营商环境综合指标对高新技术企业区位选择的影响,同时考虑到集聚因素在企业区位选择中的重要作用,进一步考察集聚因素对营商环境与高新技术企业区位选择之间关系的调节效应;基于不同所有制、不同地区和不同开发区,进行了企业异质性分析;从替换变量、删除样本、变换备选省份、变化估计方法以及采用工具变量法等不同角度进行了稳健性检验。其次,以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为准实验,采用双重差分法和PSM-DID方法检验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的成立对高新技术企业区位选择的影响;基于城市区位、城市规模和高新区成长周期,进行了一系列异质性分析。最后,在机制检验部分,从产业结构和技术创新水平两个方面分析营商环境影响高新技术企业区位选择的传导机制。本研究从不同角度考察了营商环境对高新技术企业区位选择影响效应,并探讨其影响的异质性和传导机制;综合运用了核密度估计方法、Dagum基尼系数法、区域重心方法、空间相关性检验方法、双重差分法、中介效应模型、泊松模型、负二项回归模型、PSM-DID方法以及工具变量法等多种统计、计量和估计方法,有助于减少估计偏误和解决内生性问题。本研究的主要发现如下:（1）我国营商环境的整体评价及时空特征。从营商环境综合指标来看,2008-2018年间全国各省份的营商环境综合得分不断提升,营商环境持续优化,但是中国营商环境整体发展水平仍比较低,地区之间差距较大,各方面指标还有待进一步提升和完善。营商环境区域发展特征表现为:东部地区领先省份的营商环境竞争激烈;中部经济发展较为优良地区的营商环境改善明显;西部地区呈现“马太效应”,强者愈强弱者愈弱。从营商环境分项指标评价结果来看,东部地区营商环境六个分项指标的得分均值均高于全国和中西部地区的平均水平,且在地理区位环境方面优势明显。通过对中国营商环境的时空特征分析,发现中国营商环境总体上呈现出东部地区发展水平较高、中西部地区发展水平较低的空间分布特征,表现为从沿海地区向中西部地区梯度递减的空间分布格局。通过对营商环境综合得分的基尼系数及分解结果的分析可知,中国省份营商环境差异主要来源于地区间差异。（2）我国高新技术企业的空间分布特征。基于区域重心方法和空间相关性检验方法,采用Arc GIS工具直观可视化的呈现了中国高新技术企业分布的时空特征,发现中国高新技术企业主要分布在东部地区,具有明显的空间集聚特征。从高新技术企业区位重心演变轨迹来看,不同年度我国高新技术企业区位重心的移动方向有所不同,在经度和纬度上均有一定的波动性,在东南、西南、西北和东北不同方向上都有移动,但整体变动呈现向东北方向移动的趋势。通过全局空间自相关分析发现,在空间邻近权重矩阵和地理距离权重矩阵下,中国高新技术企业的空间分布未表现出明显的空间依赖性。在经济距离权重矩阵下,中国高新技术企业空间分布呈现出正向空间依赖关系,且表现出明显的阶段性波动特征。经济距离权重矩阵下的Moran’s I值经历了2008-2013年的下降期和2014-2018年的上升期,总体呈“U”型变化趋势。在上升期间高新技术企业在经济发展水平相近省份间的空间依赖性不断加强,在下降期间则高新技术企业在经济发展水平相近省份间的空间依赖性逐渐减弱,但是总体上高新技术企业的空间依赖性在加强。因此,在经济发展水平相近的省份之间,高新技术企业表现出较强的空间集聚分布特征,虽经集聚程度先减弱后增强,但总体上空间集聚程度在加强。基于局域空间自相关的Moran散点图发现,高新技术企业空间分布呈现低-低的空间集聚态势。（3）营商环境对高新技术企业区位选择的影响效应分析。基于条件Logit模型检验发现,高新技术企业在选择区位时更倾向于营商环境较好的地区。基于集聚因素的调节效应分析,发现产业集聚对营商环境与高新技术企业的区位选择之间的关系具有倒“U”型调节效应。基于异质性效应分析发现,营商环境对国有高新技术企业区位选择的影响不显著,而民营和外资新建高新技术企业更愿意选择进入营商环境较好的地区;营商环境增加了东部和西部地区高新技术企业选择相应省份的可能性,但是对于中部地区高新技术企业选择相应省份的概率没有影响;营商环境发展水平的提高增加了高新技术企业进入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和经济技术开发区的概率,且要大于高新技术企业进入非开发区的概率。稳健性检验发现,将核心被解释变量高新技术企业区位选择由0-1二值变量替换为高新技术企业数量,发现除了数值大小有所差别外,其他结果与基准回归结果基本一致;同时采用泊松回归模型和负二项回归模型,以检验使用条件Logit模型是否会导致估计结果存在偏误,从回归结果可以看出,三种估计方法仅在估计系数方面存在较小差异,表明本文选用的条件Logit模型具有可行性;选取省会开通商埠时间作为营商环境的工具变量进行分析,发现估计结果依然稳健。（4）营商环境影响高新技术企业区位选择的再检验:基于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的准自然实验。以国家高新区政策作为一项准自然实验,采用双重差分法,检验了国家高新区政策对高新技术企业区位选择的影响效应及其传导机制。得到以下结论:第一,国家高新区政策显著促进了高新技术企业的进入,同时采用PSMDID估计进行检验,也支持了基准回归的结果,为营商环境对高新技术企业进入的激励效应提供了经验支撑。第二,基于城市区位的异质性分析发现,国家高新区政策显著促进了东部地区和中部地区的高新技术企业的进入,而西部地区国家高新区的建立对高新技术企业的进入没有影响;基于城市规模的异质性分析发现,国家高新区政策显著促进了中等城市和大城市的高新技术企业的进入,而在小城市设立国家高新区对高新技术企业的进入没有影响;基于高新区成长周期的异质性分析发现,成熟型国家高新区对高新技术企业的吸引力高于成长型高新区,而处于形成期的国家高新区则不利于高新技术企业的进入。第三,通过安慰剂检验和剔除特殊年份进行稳健性检验,显示估计结果是稳健的。第四,机制检验显示,国家高新区政策通过影响产业结构和技术创新水平进而影响高新技术企业的区位选择。（5）营商环境影响高新技术企业区位选择的机制检验。以2008-2018年的中国30个省份为样本,采用条件Logit模型,探究了营商环境对高新技术企业区位选择的影响机制。研究结果发现,省份间营商环境存在着策略竞争互动行为,从而形成区域的营商环境的空间溢出效应,进而影响高新技术企业的区位选择。同时,营商环境可以通过影响产业结构和技术创新水平,进而影响高新技术企业的区位选择。（6）营商环境对高新技术企业区位选择的影响效应:案例分析。选取2008年以前成立的60个国家级高新区为研究样本,从高新区内高新技术企业数量、企业的营业收入和工业总产值三个方面来评价高新区的人才政策效果。研究结果显示:高新区内的人才政策越优化,配套设施越完善,越能吸引高新技术企业入驻,高新区内企业的营业收入和工业总产值增加的也越快,表明高新区营商环境优化所集聚的高层次人才,能有效吸引高新技术企业的进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