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上市公司大股东具有强烈的派现偏好,这是近年来学者们发现的重要现象之一。诸多研究发现,随着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的提高,上市公司股利支付水平也不断提高。但是,大股东为何具有派现偏好?人们对这一问题的看法并不一致。学者们构建许多不同的理论,试图解释这一现象。自由现金流理论认为,现金股利是解决代理问题的重要手段之一。通过发放现金股利,管理层可控制的自由现金流将减少,从而避免公司资源被管理层滥用。随着持股比例的提高,大股东控制能力得到加强,影响管理层、进而要求上市公司派现的能力不断提高。因此,表现为大股东持股比例与派现水平的正相关关系。但是,掏空理论却给出了另外一种完全不同的解释。掏空理论认为,支付股利非但不是大股东保护投资者利益的手段,相反,很可能是大股东向自身输送利益的工具。随着大股东持股比例的提高,股利支付溢出效应降低,因此,大股东派现动机变得愈加强烈。同时,随着持股比例的提高,大股东对上市公司的控制能力也不断加强。两个因素叠加,大股东持股比例较高的上市公司必然表现出更高的派现水平。由此可见,自由现金流理论和掏空理论均可对大股东的派现偏好做出解释。那么,大股东要求派现到底出于降低代理成本动机,还是利益输送动机?这是本文尝试解决的中心问题。考虑到直接由大股东派现倾向推测派现动机的困难性,本文考虑在派现倾向与派现动机之间搭建一个桥梁。通过研究大股东主导的股利支付对上市公司或投资者的影响,更加准确地把握大股东的派现动机。依据这一思路,本文首先检验股利支付的信息含量,同时,分析大股东持股比例对股利信息含量的影响,从而获取市场对大股东派现偏好的看法。接下来,本文研究大股东主导的股利支付与上市公司盈余质量之间的关系。分析支付股利公司在盈余质量方面与其他公司是否存在差异,并且分析这种差异是否受到大股东持股比例的影响。什么样的盈余是高质量的?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但是,较好的持续性和较高的价值相关性通常是高质量盈余的重要表现。因此,本文将主要研究股利支付与盈余持续性/盈余价值相关性的关系,以及股权集中度在“股利—盈余质量”关系中发挥何种作用。通过分析2002—2005年沪、深两地A股上市公司数据,本文发现,虽然我国资本市场宏观治理环境及投资者保护方面与发达市场存在较大差异,但是,现金股利仍然具有信息含量。实证数据显示,股利宣告对累计超额回报具有积极影响。另外,支付股利公司,其盈余质量与其他公司也存在差异,支付股利公司其盈余持续性和价值相关性显著高于未支付股利公司。本文另外一个重要发现是,股权集中度对现金股利信息含量具有重要影响。在相同的股利支付水平下,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越高,现金股利市场反应越弱。同时,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比较高的上市公司,其现金股利与盈余质量的关系也越弱。这一结果无论从盈余持续性还是盈余价值相关性角度分析均成立。本文主要贡献在于:第一,在大股东派现偏好与派现动机之间建立了更加令人信服的联系。前人的研究大多是依循“派现倾向—派现动机”这一路径来研究大股东派现动机问题。由于多种理论均可对大股东派现倾向做出解释,因此,采用这一路径无法客观评价哪种理论更为恰当。而本文采用“派现倾向—派现影响—派现动机”这一路径进行研究。通过分析大股东主导的股利支付给上市公司或投资者带来哪些影响,进而推测大股东的派现动机。本文认为,采用这种方法可以在大股东派现倾向与派现动机之间建立更加令人信服的联系。第二,本文打破了股利信息含量研究中所有投资者利益一致的假设,加大了此类研究的深度。回顾已有文献我们发现,在研究影响上市公司派现的因素时,学者们充分考虑了股权结构这一因素。学者们发现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是影响上市公司股利支付水平的重要因素之一。但是,在研究股利信息含量时,绝大多数学者并未对股权结构的差异给予充分的关注。即,假定所有投资者利益是一致的,未考虑投资者之间的利益分歧。在股权高度分散的英、美市场,这一假设有其合理性。但是,在中国股权相对集中的背景下,投资者之间利益是否一致则须重新考虑。因此,本文在研究股利信息含量过程中,重点关注我国特殊的股权结构。着重考虑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对股利信息含量的影响,分析不同投资者在股利支付过程中的得失。通过研究发现,股利支付行为不仅影响投资者的整体利益,而且,不同投资者之间也会因股利支付而产生利益分歧。第三,从研究视角上,本文主要关注股利支付对盈余质量的影响,而已往研究更多关注股利支付与盈余水平之间的关系。本文研究结果是对现有股利支付相关研究的有益补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