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资本市场不断深入、金融工具日益创新,以历史成本、实现原则和稳健性原则为确认基础的传统收益信息,逐渐暴露出种种局限。它注重企业当期的经营成果,只报告企业在经营期间已实现的收益,已经确认未实现的收益却不予反映,严重滞后于经济事项的实际发生,使得它的信息含量正在下降。因此传统收益受到了挑战,不符合“决策有用观”这一会计目标,不能满足信息使用者的需求,改进收益报告势在必行。在国外,很多学者对全面收益的相关内容进行了研究,大多数西方国家已形成了较为成熟的全面收益呈报模式。我国财政部2006年发布的新《企业会计准则》体现了全面收益观的思想。2009年6月,财政部在印发的《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3号》中提到上市公司2009年年报必需在利润表中披露“全面收益总额”。这一举措使全面收益信息披露的研究更具时效性和必要性。但是,我国学者更注重对全面收益的概念、理论以及呈报方式进行规范性研究,对全面收益的价值相关性、预测性、及时性等问题研究相对不足。可以说,我国对全面收益的研究起步较晚,规范研究有余,但实证研究不足。因此,本文选取了我国沪深两市A股市场所有上市公司2007-2009年三年的年报数据进行研究,运用实证研究方法来检验全面收益信息总额及其具体项目的价值相关性,目的在于挖掘未实现收益项目披露的必要性,希望研究结果能为国内这方面研究提供一些经验证据,并针对全面收益报告的推行,提出一些合理建议。具体而言,本文主要分为五个部分。第一部分阐述了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为后面章节的研究定下了研究基点。随后从五方面介绍了文章的研究思路与框架,以及主要采用的研究方法和创新点。第二部分从全面收益的报告和价值相关性两个方面分别对国内外文献进行总结与探讨,并做出文献综述评述：虽然国外理论界就全面收益与净收益的价值相关性孰高这一问题尚未达成统一的意见。但是,国外这方面的研究已取得了一大批研究成果,这些成果能被我国所借鉴、参考。与国外相比,我国会计信息及其价值相关性检验还有很大的空间可以填补。第三部分对全面收益的含义、特点、内容和理论等相关概念进行了详细的介绍。本章分析了国外与我国对全面收益内容的界定情况,并提出了全面收益四个理论基础。这些理论为第四部分的实证研究和在我国推行全面收益提供了扎实的理论依据。第四部分笔者选取了我国所有A股上市公司三年的股价和年报数据为研究样本,提出了三个研究假设。采用股价模型和Feltham-Ohlson模型进行验证,并通过描述性统计和回归性检验来进行实证分析。对比分析了直接披露全面收益和间接披露该信息的价值相关性,以及研究了全面收益的单项内容与股价的相关程度。第五部分针对我国资本市场不完善、公允价值计量并未在我国广泛采用等情况提出四点建议即：完善公允价值的运用；进一步确认全面收益内容；渐进式推出全面收益报告；提高会计人员的素质。期望这些建议能为今后在我国推行全面收益报告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综合比较分析,本文得出以下结论：(1)在利润表中直接披露“全面收益”总额与在所有者权益变动表中间接披露全面收益信息相比,前者表现出与企业价值更为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进一步说明了我国会计政策的有效性,信息使用者已接受全面收益信息。(2)全面收益的单项项目中,只有公允价值变动损益、资产减值损失与股价显著正相关。其他项目如：外币报表折算差额、汇兑损益等与股价的相关程度较弱。但是不能仅凭这一实证结果,把不显著的项目排除在全面收益内容之外,应该综合考虑我国的金融环境、制度背景来衡量其价值的重要性。假设二的实证结果进一步表明,2009年我国财政部印发的16号文件中规定的其他全面收益的内容比较局限,不够充分、完整,应进一步扩大其他全面收益包含的内容。(3)不是所有的其他全面收益(未实现收益)都与企业价值相关,只有部分未实现收益能够增加会计信息的有用性,这也进一步证明了资产减值损失、公允价值变动损益在全面收益中的核心地位。本文的创新点在于：第一,笔者对新会计准则、财会[2009]3号等财务政策做了较为深刻的剖析,并采用实证研究方法,用数据、模型来论证这些政策的出台让财务信息使用者逐渐接受全面收益信息。纵观国内已有的研究成果,尚未有学者以上述出台不久的政策和制度为研究背景,对全面收益进行实证研究,所以说,本文的研究前提具有一定的创新性,研究视角紧跟政策的发布,研究结果也具有一定的时效性。第二,本文以2006—2009年报财务数据为研究样本,对全面收益信息的价值相关性进行了动态的研究。迄今为止还没有学者同时对新会计准则实施后连续三年年报的收益数据进行实证研究。过去的研究只针对一年数据进行静态分析,一年的数据往往看不到宏观经济环境的影响,也无法考察企业对已实现收益与未实现收益金额的调整。所以本文扩大了研究期间范围,采用实证研究的方法来研究全面收益的信息含量具有一定的创新性,可以为我国全面收益的实证研究增加一些经验证据。第三,本文既研究了全面收益总额的价值相关性,又详细划分了全面收益项目,单独对各单项项目进行了价值相关性的检验。综观国内全面收益的规范性研究,缺乏数据论证,实证研究十分不足,缺乏创新性。虽然在国内高水平的学术杂志上偶尔能够看到几篇关于全面收益的实证研究文献,但是基本上还处于国际学术界早期研究的水平,尚未把全面收益项目的单项研究和总体研究联系在一起分析,所以本文在模型改进和变量设定上具有一定的创新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