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保险行业近年来蓬勃发展,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保险市场。在社会大众保险意识提高的同时,人们对保险产品的需求越来越旺盛,随着加入中国保险市场的外资险企的不断增多,市场竞争也越来越激烈。为紧跟经济全球化趋势,我国金融对外开放程度逐渐加深,保险资金的投资渠道增多,机遇与风险兼备,这对我国保险业转型、监管制度修订及险种改革对保险公司资本结构的优化提出了更高要求。偿二代监管制度更加注重保险公司的风险管理,合理使用再保险除了可以吸收承保风险之外,还可以引导保险公司加快优化经营业务组合。特别是在车险业务负增长、非车险业务增长较快的财险市场转型阶段,非寿险公司依靠再保险进行风险分散的需求更高了。在此背景下,研究如何权衡非寿险公司的资本结构和再保险安排,具有重大的现实价值。本文首先介绍资本结构和再保险的相关文献,在此基础上根据代理成本理论、期望破产成本理论、风险忍受理论、资本租赁理论和权衡理论分析资本结构和再保险的相互作用机理,另外还总结了监管压力对资本结构和再保险的影响。本文选择2011—2019年我国非寿险公司的平衡面板数据,使用联立方程2SLS模型研究了公司资本结构和再保险水平之间的相互影响关系。此外,使用面板门槛模型,将偿付能力充足率作为门槛变量,研究资本结构和再保险在不同监管压力下交互作用的异质性。考虑到模型之间的内生性问题,本文通过改变样本容量、加入遗漏变量、更换计量模型的方法进行稳健性检验。本文得出的结论如下:第一,我国非寿险公司资本结构对再保险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结论符合期望破产成本理论、代理成本理论和风险忍受理论。第二,我国非寿险公司再保险对资本结构产生显著的负向影响,结论不符合资本租赁理论和权衡理论。第三,不同监管压力下,资本结构对再保险的影响不存在结构性变化,而再保险对资本结构的影响存在结构性变化。当非寿险公司偿付能力充足率小于门槛值时,再保险对资本结构之间的正向影响更加强烈;并且,资本结构方程的第一个门槛估计值（216%）高于偿付能力充足率的监管标准值（100%和120%）,说明当非寿险公司的偿付能力充足率低于监管标准时,仍然可以利用再保险对资本结构的显著影响来调节偿付能力,这也证明了偿二代监管体系设定标准的合理性和有效性,对于再保险和资本结构有重要的调节和限制作用。第四,非寿险公司的资产规模、赔付波动性、成长性、业务线集中度、制度变化、监管压力对再保险率会产生显著影响,资产规模、成长性、业务线集中度、制度变化、盈利能力、利润波动性、公司成立年限对资本结构会产生显著影响。最后,基于我国非寿险公司的实际情况,从非寿险公司自身、再保险公司、政府监管三个角度出发,针对性地为平衡资本结构与再保险水平提出建议和对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