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策是由人制定的，必定要有满足人需求的某种价值存在，并且这些价值直接或间接的影响政策的全过程。高校招生政策是一项涉及面极广、影响颇深的政策，它的制定与调整也必然是在人们对某些价值的判断基础上进行的。自1977年高考恢复30年以来，我国高校招生政策经历了几次大的调整。本文以社会影响力较大、相关研究深入的并轨改革政策、扩招政策和自主招生政策为研究对象，运用文献法、系统分析法对其进行价值分析，力图揭示这几次政策调整的原因、运行过程及其成效。本文主要运用编码方法对政策内容进行汇总，以发现高校招生政策主要集中的领域和忽视的问题，引出高校招生政策中的显性价值与隐形价值。在理论基础上，本文以团体理论和批判理论为理论依据；在内容上，以“公平与效率”的冲突，“国家本位与个人本位”的纷争，“大众化高等教育与精英化教育”的走向，“集权与分权”的博弈四对价值冲突作为分析框架，具体探讨这些价值范畴在每次高校招生政策调整中的冲突与融合。1993年《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和1994年的《关于进一步改革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和毕业生就业制度的试点意见》颁布后，“并轨”改革伴随国家经济体制改革起步而行。招生计划逐步增加调节性比例，录取分数线趋于统一，收费制度渐趋完善。在并轨的导向和实施过程中，个人本位在与国家本位的价值冲突彰显力量；在兼顾公平的同时提升了高校招生的效率和质量；从中央到地方、从政府到高校的放权都为高校自主权的显现铺垫了道路；精英教育坚固的体系开始渗入大众化高等教育的因素。20世纪末，高等教育各个领域的改革进展地如火如荼之际，扩招之势扑面而来。在国际、国内，经济、政治各种外因的驱使下，1999年6月朱镕基总理在中共中央、国务院召开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宣布大幅度扩大高等学校招生规模，高等教育加速度发展的进程拉开了帷幕。对于扩招的批评如今已经不绝于耳，但扩招对于推动高等教育大众化的进程和提高民族素质是不可否认的，然而，在追逐效率的政策方向下，公平和质量的价值显然被忽视了。21世纪初，在素质教育和高校自主权扩大的思潮下，高校自主招生政策应运而生。从试点到推广，对于高校自主招生的探索至今仍在进行。作为高考制度的一种补充和延伸，自主招生无疑在实现以人为本和促进整个招生考试的公平上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当然也为高校自身赢得了更多的自主权。高校招生政策虽然蕴含诸多价值冲突，但政策的制定和评价势必要依据一个的价值标准，而不能停留在冲突中模糊不清。因此，根据我国的特殊国情，本文认为我国高校招生政策的应然价值应走向公平、合法化、以人为本、权力适度分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