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治二年(1863),阎敬铭被任命为任山东巡抚,上任后,随着境内主要动乱力量的平定,如何重建地方便成为阎敬铭必须面对的问题之一。首先,阎敬铭认识到地方社会的混乱与吏治的腐败密不可分,因此,他从吏治入手,企图通过治吏达到安民的目的,进而使得地方官员能够履行止争、安民、教士的责任,这反映了儒家政治中设官为民思想对其施政的影响；其次,阎敬铭整顿税制、清查田产以达到减轻百姓负担、安抚流民的目的；最后,阎敬铭从政治、军事、思想、公共利益四方面加强对民众的控制,以达到地方安靖的目的。与江南地区专注于兴办慈善事业、建设水利工程、注重文教不同,阎敬铭在重建地方中更注重军事镇压和政治防范,兴办公共工程、振兴文教、加强社会教化、发展农业生产等方面虽有筹划,但明显逊色于江南地区。从进程上看,山东地方的重建也滞后于江南地区,这与山东省当时遭受捻军侵扰的现实分不开。另一方面,阎敬铭将整顿吏治作为地方重建的题中之义,将清查田产与兴办书院相结合,反映了大一统政治框架下区域特征和个人施政风格对地方政治的重要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