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末20世纪初，随着西方各种社会政治思想的大量传入，马克思及其学说也被零星地介绍到中国。由于受当时社会政治形势的影响和传入条件的限制，马克思主义的传入还没有形成系统和规模。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学说，当时的人们更多地是依据中国固有的文化传统做出理解和解释，将之比附等同于中国原有之思想。这种主观的比附虽然对科学社会主义学说造成过多的曲解，但是，以儒家文化来认同社会主义、强调马克思主义与儒学文化价值相类似的做法却在一定程度上消除了人们对马克思主义在心理上、文化上的隔阂，为后来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奠定了基础，同时也使一些传统知识分子找到了民族文化的自豪感。五四运动后，马克思主义开始真正在中国传播开来。这一时期，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特色是唯物史观的传播。以唯物史观为武器，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如李大钊、陈独秀等在宣扬马克思主义的同时，对传统儒学也展开了分析与批判。马克思主义者对儒学的批判在引起儒家学者的激烈反驳的同时，也促使他们反省儒学自身，探寻儒学发展的新出路，谋求儒家文化的自救。20年代初，梁漱溟以“生命”为进路重新诠释儒学的现代价值，以其“文化哲学”为儒学的转型做出奠基之功，而张君劢则以其“人生哲学”体系对梁氏做出补充与呼应，现代新儒学的曲折发展之路由此而展开，并引发了中国20世纪20年代的“东西文化论战”和“科学与玄学”的论战，形成了中国现代文化史上自由主义西化派、现代新儒家、马克思主义三派鼎立的新格局。 20世纪三四十年代，马克思主义与儒学的关系出现了新的发展动向，由简单的否定对立转向了批判继承，马克思主义与儒学进入了既冲突又融合的阶段。对唯物辩证法的高度重视，成为这一时期马克思主义传播和发展的主要内容，也改变了马克思主义者对儒学的态度。一批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如郭沫若、赵纪彬、李达、艾思奇、侯外庐、杜国庠等人在宣传介绍唯物辩证法的同时，也自觉地将其转化为科学的治学方法，开辟了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研究孔子和儒学的新方向、新途径。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坚持批判继承的方针，正确地处理了马克思主义与以儒学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在实践上和理论上取得了辉煌的成果。受唯物论和辩证法的影响，一些新儒家人物和非马克思主义的儒学研究者也从马克思主义那里吸取思想资料以充实建构自己的理论体系。马克思主义与儒学之间出现了吸取与融合，产生了理论上的良性互动。建国后，儒学作为统治思想的地位丧失，马克思主义作为国家的指导思想成为中国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在由批判、否定到正视、对话的转换过程中，马克思主义与儒学的关系经历了曲折的变化，马克思主义与儒学对话与求同的路途依然漫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