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的翻译研究注重语言层面的转换,如文本对比和翻译标准等,而文化学派的兴起,使得翻译研究的视角不再局限于此,文本与外部世界的关系受到重视。回顾了意识形态和翻译的相关研究后,本文主要借助路易斯·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理论与安德尔·勒菲弗尔的翻译重写理论,以《麦田里的守望者》的翻译过程为例,阐述了意识形态在整个文学翻译过程中的操控作用。勒费维尔认为翻译即重写,并提出了操控文学翻译的重要因素,即赞助人、诗学和意识形态。以勒费维尔的重写理论为基础,本文试图找出不同的意识形态的对文学翻译过程的操控,并采用个案描述性翻译研究方法从国家意识形态、赞助人意识形态和个人意识形态的角度阐述了意识形态对《麦田里的守望者》译介的操控。通过个案分析发现,意识形态以不同形式对作品的译介过程进行了操控。首先,六十年代中国的国家意识形态对翻译选目有非常重要的影响。作为新生的社会主义国家,在政治意识形态上实行的“一边倒”的方针,即倒向当时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一边。这种意识形态对在翻译的操控上表现为俄文著作在中国的大量译介,而且仅限于当时被认为是革命和进步的书籍。所以施的译作大都是带有很浓政治色彩的文学作品。其次,当时的赞助人意识形态操纵了其译本的出版发行。在六十年代初,该译本只能以“黄皮书”的形式内部出版并作为批判和反面教材。直到八十年代初期,译本才得以公开出版发行。最后,施的个人意识形态影响了其翻译动机和翻译策略。施目光敏锐的选取了翻译此作品,是为了让国人用批判的眼光更好地了解西方社会,起到教育的作用。受传统儒学的影响,施在译文中用比较委婉的词来翻译原文中粗俗的语言。在译作中施主要采用了归化的翻译策略,使译作更容易被读者所理解接受。总而言之,国家意识形态是这几种意识形态中最重要的一种,不仅直接影响了赞助人意识形态和个人意识形态,而且操控了翻译选目。而赞助人意识形态影响译作的出版和流通。译者个人意识形态则直接影响到了翻译动机和策略。意识形态对文学翻译的操控会使译本与相关的各种意识形态保持相当程度的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