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社会治理模式急剧转型的今天,社会服务机构能否以及如何推动其从事营利行为俨然成为了各界关注的问题。在传统社会组织分类理念下,社会服务机构被打上非营利性的烙印,禁止其从事营利行为被认为理所当然,其从事营利行为的正当性论证和法制保障问题被长期忽视。事实上,社会服务机构从事营利性活动符合社会治理的现实需要,与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理论、国家-社会关系协调理论和社会服务机构监管的成本/效益理论相契合,具有理论和现实的正当性。要确保社会服务机构营利行为的有效开展,完善的法制支撑体系不可缺少。围绕着社会服务机构从事营利活动的基本流程(准入——运行——监管——退出),笔者对我国社会服务机构从事营利行为的现行法制支撑体系进行考察,发现我国社会服务机构实施营利性行为存在诸多法制困境,具体表现为:第一,在机构准入层面,准入政策不确定且缺乏可操作性、准入标准严苛限制了社会服务机构从事营利行为的主体规模;第二,在市场运行层面,宽松税收优惠政策缺乏、政府财政扶持不足、营业活动遭遇法规和行政壁垒促使社会服务机构营利活动实施受阻;第三,在监管层面,持续有效的动态监管的缺失、财务监管制度适用不明确且缺乏可操作性阻碍了社会服务机构营利行为的有序开展;第四,在机构退出层面,分流机制的缺失、退出机制的缺位不利于推动社会服务机构营利行为市场评判标准的形成。为了确保社会服务机构营利行为的实施,结合我国社会服务机构现行法制支撑体系存在的不足,笔者认为应当对现行制度作出如下调整:第一,在机构准入方面,在强化准入政策的稳定性和可操作性的同时,设置相对宽松的市场准入标准,进而实现社会服务机构从事营利行为主体规模的扩大化;第二,在市场运行层面,通过制定合理税收优惠制度、加大政府扶持力度、破除社会服务机构营业过程中面临的法规和行政壁垒,以激励社会服务组织从事营利性行为;第三,在监管层面,建立以信息信用为中心的动态监管机制和健全的财务监管制度,以确保社会服务机构营利行为的有序开展;第四,在机构退出层面,依靠合理的分流与退出机制,推动社会服务机构营利行为市场评判标准的适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