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我国实体经济存在“金融脱实向虚”、“实体企业金融化”等现象,引发了学者们的重点关注。随后,学者们究其原因发现:投资者情绪是影响企业实体经济发展水平的重要因素之一。2001年证监会推出“超常规发展机构投资者”,2004年国务院颁布了有关支持资本市场中多元化机构投资者入市的相关政策,2019年年初设立科创版并提高了科创板中个人投资者的入市要求,鼓励公募基金机构投资者投资入市。政策的颁布旨在改善我国资本市场投资者结构,依靠机构投资者专业化的市场力量推动上市公司进一步发展,从而拉动实体经济的增长。因此,本文在现有研究基础上,采用文献研究法、规范研究法和实证研究法,从理论部分以及实证检验两个方面来分析我国上市企业的投资效率水平,探讨在不同产权性质的企业中投资者情绪对非效率投资的影响,并以机构投资者为视角探究其持股行为在投资者情绪与企业非效率投资之间是否具有治理效应,丰富了企业非效率投资领域类的研究成果,在研究结果的基础上为我国制定并完善机构投资者相关政策、合理设计管理者薪酬制度提供了一定的参考基础。本文以沪深两市2010年至2018年期间A股上市企业的非平衡面板数据为样本,经过Hausman检验,结合机构持股以及产权性质特征,采用固定效应模型方法分析投资者情绪对非效率投资影响。首先,本文在信息不对称理论、委托代理理论、迎合理论以及有效监督假说的基础上,分别论述了投资者情绪与非效率投资、在不同产权性质的企业中投资者情绪与非效率投资以及投资者情绪、机构持股与非效率投资三者之间的关系,提出相关假设。其次,以Richardson模型来衡量非效率投资水平,采用前一期六个月的累积月度收益率衡量投资者情绪指标,构建了基于产权性质、机构持股的背景下投资者情绪与非效率投资之间的关系模型,并采取描述性统计分析、两两变量之间的相关性分析以及对关系模型进行固定效应回归等实证检验方法,以数据形式对本文所提研究假设进行说明,探究投资者非理性因素即投资者情绪对企业非效率投资的影响,且该影响在不同产权性质背景下是否存在差异,以及探究机构投资者持股行为在两者之间的治理作用为积极主义还是消极主义。最后,采取非效率投资分组方式进行稳健性检验,以及采用工具变量法选取空气质量指标作为投资者情绪的外生变量进行投资者情绪与非效率投资之间的内生性检验,检验结果验证了前述回归结论的稳健性。从规范性理论分析以及实证结果可见:在我国A股上市的企业中其投资领域充斥着非效率投资现象,并未将所吸纳或者自持的资金使用价值发挥至最大化;投资者情绪与过度投资、投资不足的关系分别为显著正相关与负相关,在总体非效率投资样本中投资者情绪与其关系为正相关,具有恶化效应;投资者情绪对非效率投资的影响作用在民营企业中较为显著,在国有企业中无显著性关系;机构投资者持股行为增强了投资者情绪与非效率投资之间的正相关关系,说明机构投资者在我国资本市场中扮演“助推器”角色,投机性、获取短期利益的特征较为明显,助推了股票市场波动程度。此外,机构投资者往往选择与管理层进行“合谋”,扮演着利益撰取者角色,加重了企业过度投资水平。因此,文章从资本市场中两种主要力量-个人投资者和机构投资者视角出发,提出如下关于减少企业非效率投资行为的相关政策建议:健全企业内部控制制度,建立有效投资效率评估系统;设计合理的企业经理人薪酬激励制度,加大限制性股权比例;调整资本市场投资者结构,加强投资者理性的投资理念、提高投资风险意识;完善机构投资者相关法律法规,加大对投机性交易行为的惩罚力度,从而减少企业的非效率投资行为,实现资产配置效率的最优化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