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农村可能建立的各种非政府组织中,老人协会无疑是组织成本最低,收益最大的一类。这一方面与农村老龄人口的比重进一步加重以及农村老人处于被不断边缘化的弱势地位,更需要通过组织来自娱自助、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的现实需求有关,另一方面则是农村老人相对于农村中青年更具公益心和奉献精神,也有更多的闲暇时间参加有组织的活动。加之一些具有宗族色彩的传统因素的注入,使得老人协会更容易立足于村庄之中,也更能够通过对公权力的参与从而对村委会的村务工作进行有效的职能弥补,从而承担一部分村庄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供给。　　 农村老人协会组织的优势已经被一些敏锐的学者所捕捉到。他们试图通过从外部注入资源在不同地区建立“老人协会”,扶植其成长以培育出新的村庄文化认同感和内聚力。根据地区之间的政治、经济以及文化背景的不同,老人协会的生存发展状态呈现出四大类型,分别是利用其传统权威强势干预村政的温州“老人搬”；通过外部资源输入而扶植建立起来的鄂中四村“老人协会”实验；以自身社群文娱活动为核心建立的兰考六村“老年协会”实验以及与宗族传统“强关联”的闽南地区传统长老会性质的“老人会”。　　 而浙江刘家村的老人协会则呈现出与上述几类组织所不同的发展模式,它较好集合了传统性的宗族性色彩和现代性的组织科学管理化色彩；使其可以成为某类处于传统组织向现代组织方向发展的中间过渡形态组织发展的“参照物”。本文以人类学田野调查方法对于组织的进行浓厚描述和主位分析为切入点,进而对其组织运作和村庄公共生活参与进行政治学角度的研究解读。全方面的展示刘家村老人会的村庄公共生活参与、老人会的内部组织结构和运行机制(独立性)以及其外部社会政治基础和村庄环境(互动)；并将老人会置于与村庄、村委会的三者互动中来阐述老人协会如何在充分动用其组织内部资源,维护其良好运行的基础上,将其功能拓展到基层公共空间中,从而使得公共权力和公共空间的限度得以扩展。并且指出老人会这类型民间组织参与村庄治理的社会结果和意义；探讨此案例对于其它地区“老人协会”村庄建设实验的借鉴意义以及老人协会在村庄事务中进一步发展的前景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