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11月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民营企业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强调,要“解决民营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要“优先解决民营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融资难甚至融不到资问题,同时逐步降低融资成本”,“把银行业绩考核同支持民营经济发展挂钩,解决不敢贷、不愿贷问题。”近年来,我国经济增速放缓,货币供应量和企业融资规模不断扩大,但银行业在信贷资源配置过程中仍然存在显著偏好,面对民营企业存在“不敢贷、不愿贷”问题。我国大量的信贷资源流向国有企业,而在国民经济中占比高、贡献大的民营企业获得的融资支持却与其经济地位严重不符。本文对我国信贷资源配置中的所有制歧视问题进行了研究,首先分析我国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的发展与融资情况、中央及各级政府对民营企业融资问题的关注以及搜集整理前期学者的研究文献,在此基础上整理本文研究的理论基础和相关概念,提出本文的研究重点----信贷资源配置所有制歧视问题。本文致力于解决三个问题:第一,我国信贷资源配置是否存在所有制歧视。关于这一问题的研究,前期学者并未给出一致的结论。本文认为,厘清这一问题是本文研究的基础。如果不存在信贷资源配置所有制歧视,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间无显著的信贷资源配置差异,那么解决民营企业的融资难题就不应着眼于企业的产权性质问题;如果存在信贷资源配置所有制歧视问题,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间存在显著的信贷资源配置差异,那么解决民营企业的融资难题就应从企业的产权性质出发,致力于消除不同产权企业在经济运行中的不同待遇,完善民营企业的发展经营环境。第二,信贷资源配置是影响实体经济资源配置的主导因素,货币政策的宽松与否对信贷资源配置产生重要的外生冲击。在我国,银行信贷渠道是货币政策在经济中传播的主要渠道。那么,货币政策的宽松或紧缩会对信贷资源配置所有制歧视产生怎样的影响?进而如何影响宏观经济的发展?厘清这一问题有助于我国货币政策目标和工具的调整,使得货币政策的调整有的放矢。第三,根据制度经济学的观点,制度对经济产生影响甚至可能是影响经济的最重要变量。我国国土面积大,不同地区之间不仅经济发展水平不均衡,制度环境也存在较大差别。不同地区的不同制度环境会对信贷资源配置所有制歧视产生怎样的影响?厘清这一问题,有助于从制度根源上理解导致银行差别贷款的行为,也为经济金融的下一步改革提供指导方向。为解决上述问题,本文使用我国2007-2017年A股上市公司数据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第一,我国存在显著的信贷资源配置所有制歧视,即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间的信贷资源配置存在显著差异,具体体现在三个层面:信贷资源配置规模歧视、信贷期限结构歧视、信贷融资成本歧视。本文采用总借款规模、长期负债比率(单位资产获取的长期借款规模)表示信贷资源规模,长期借款在总借款中的比重表示信贷期限结构,实际利息率(利息支出除以企业总负债)表示融资成本,据此实证检验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的信贷资源配置差异,结果表明,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在三个层面均存在显著差异,即相比民营企业,国有企业能够获得更多的信贷融资规模和更长的信贷期限结构,并且获得信贷资源的实际融资成本更低。第二,宽松的货币政策使得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间信贷配置规模差异、信贷期限结构差异、信贷融资成本差异进一步加大,强化了信贷配置规模歧视、信贷期限结构歧视、信贷融资成本歧视;紧缩的货币政策使得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的信贷配置差异缩小。宽松货币政策会强化信贷资源配置所有制歧视,可能的原因在于国有企业相比民营企业而言,与商业银行之间的关系更紧密、更近,与银行之间的交易不存在时滞问题。如果中央银行调整货币政策通过信贷渠道传导时,与商业银行关系更紧密的国有企业受到的影响更大。因此,货币政策不仅具有熨平短期经济波动的功能,还具有调节信贷资源总量以及信贷资源在不同产权企业间配置结构的作用。第三,制度环境变量对信贷资源配置所有制歧视存在显著影响。政府干预、金融发展、法制化水平对信贷规模差异、信贷期限结构差异、信贷融资成本差异的影响并不相同。金融发展和法制化水平的提高可以有效改善信贷资源规模歧视,而地区法制化水平的提高可以改善信贷期限结构歧视;政府干预程度下降、金融发展和法制化水平的提高则可以使信贷融资成本歧视得到显著改善。政府干预程度下降、金融发展和法制化水平的提高可以改善信贷资源配置所有制歧视,可能的原因在于随着金融发展和法制化水平的提高,银行将会更加严格地审查企业的贷款申请,给予更严格的贷款条款,严格执行贷款契约。银行将按照市场化运作的原则对经营绩效更高、成长能力更强的民营企业进行深入的调查与分析,从而放松对民营企业过于苛刻的贷款条件,并且提供较长期限的贷款资源,使得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间的信贷资源配置差异得到有效改善。本文的创新之处在于:第一,学者们关于我国是否存在信贷资源配置所有制歧视并未形成一致的结论。本文从产权的角度研究信贷资源配置问题,有助于重新审视和解决中国现阶段民营经济融资难融资贵问题。从产权的角度打破信贷资源配置在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间的偏好与歧视,解决经济增长乏力问题,提高信贷资源配置效率,以资源配置效率的提升而非资源规模的扩大促进国民经济的增长,激发经济活力,培育经济新的增长点。本文使用2007-2017年上市公司企业数据,对这一问题进行实证研究。数据涵盖我国股票市场的沪深主板、创业板、新三板等多种类型企业,增强了本文研究的可信度,为此类研究增添了新的证据,丰富了此类研究的文献。第二,货币政策对企业信贷资源存在影响已有诸多研究,文献主要关注货币政策对信贷资源供给总规模、银行流动性创造的影响,较少关注货币政策对不同产权企业间信贷配置结构的影响。少量文献对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间的配置差异进行了研究,但局限于信贷规模层面,未涉及信贷期限结构、信贷融资成本。本文从信贷规模、期限结构和融资成本三个层面,分析货币政策的变动是会显著提高还是降低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的配置差异,抑或是没有影响。这一研究有利于为我国货币政策有效实施,缓解民营企业融资难题,提升我国信贷资源配置效率提供有效的指引方向。第三,制度环境影响资源配置效率,是影响各国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本文结合我国经济处于转轨阶段和金融发展处于深化改革阶段的现状,以及我国国土面积大,不同地区之间经济发展水平和制度环境存在较大差异的事实,选择政府干预、金融发展、法制化水平三个制度变量对信贷资源配置所有制歧视的影响进行研究。这一研究有助于深入理解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信贷配置差异的制度根源。从现实层面来讲,在当前民营企业发展和融资困难的情况下,有助于从制度环境层面完善政策措施进而支持民营企业和小微企业融资,提振民营经济信心,推进宏观经济高质量协调发展。第四,本文在研究过程中,与商业银行信贷实务工作进行相应结合,不仅提升本文实证结果的可信度,也为商业银行信贷实务工作提供了相应的学术支撑。本文的政策建议为:应重新审视和解决中国现阶段民营企业融资难融资贵和银行业不敢贷不愿贷问题,坚持“两个毫不动摇”的重大方针,打破信贷资源配置在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间的偏好与歧视。有效提升民营企业自身经营素质,提高民营企业融资可获得性。进一步深化改革银行体系,大力发展金融市场,拓宽企业融资渠道。加强政策沟通与协调,尤其是要注重货币政策的调整。进一步完善制度环境,通过制度环境的提升改善信贷资源配置所有制歧视的程度。重新审视我国现阶段经济结构调整、经济缺乏新的增长点、企业杠杆率高等问题,以信贷资源优化配置带动资本、人力、自然资源的有效配置,提高我国企业生产率和国民收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