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西方分析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柯亨始终不渝地为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理论和平等理论作辩护。他后期的学术重心转移到了规范的政治哲学研究上。他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平等理论，为马克思主义的平等理论注入了新的活力。他坚守社会主义的平等原则，捍卫平等的价值，被人们称为“平等主义的良心”。柯亨为了维护社会主义的平等价值，在理论上同以罗尔斯为代表的左翼自由主义和以诺齐克为代表的自由至上主义展开论战。柯亨批驳了罗尔斯的差别原则，认为罗尔斯的差别原则并没有证明建立在激励基础上的不平等是正当的，指出差别原则是对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的巨大不平等所做的隐蔽和精巧的辩护，尽管它使最不利的人从中获益。柯亨批判了诺齐克建立在自我所有原则上的权利观。个人权利是诺齐克理论的核心。柯亨认为自我所有原则有一种天然的吸引力，它虽然不能完全被否定，但是，经过一些比较和类推，已失去了理论上的光环。自由和平等在某种条件下并不排斥。柯亨还分析和重新建构了马克思的平等观。马克思主义的平等观是建立在坚实的事实基础上，当物质财富极大地丰富之后，一切差别随之消失，每个人都同等地享有自我实现的权利。柯亨认为这个事实性外壳已然破裂，平等要在规范的政治哲学上做艰苦的理论工作。他认为在次富裕的社会也可以实现平等。柯亨提出了“可及优势”平等观，认为平等主义的目标是要消除原生运气对人们的影响。社会主义机会平等有两个根本原则：平等主义原则和共同体原则。生活在一个共同体中的人们需要树立一种平等、友爱、互惠的伦理风尚，平等的社会不仅是可欲的而且是可致的。应该说柯亨的平等思想是激进的，也较多地依赖人性道德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