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以来,农村经济快速发展,农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与此同时,农村的环境问题也日益凸显并逐渐受到广泛的关注。2018年2月颁布的《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三年行动方案》正式拉开农村环境整治的序幕。本文依据国家—社会分析框架与帕森斯社会行动理论,采用定性研究方法,通过对关中地区Y村环境整治过程的实地调查以及对该村庄环境整治主体的深度访谈,详细分析了在国家—社会情境中,基层政府、村干部、村民三方参与者在环境整治过程中的社会互动行为,并在此基础上对该过程中所呈现出的各类参与主体行为的形成机制进行了深入探讨,最后,基于国家—社会视角,对其行为机制所折射的国家与农民关系进行讨论。研究发现,在国家—社会情境的影响下,以环境整治为代表的农村生活治理成为当代中国乡村治理的主要内容,在农村环境整治过程中,基层政府、村干部、村民的行为表现出不同特征,其背后蕴含着不同的行为机制。作为政策主导的W街道办,其身份是国家政权在基层的代表,兼具代理型政权经营者与服务型政权经营者的双重角色,掌握着环境整治的方向和政令的发布,是环境整治工作的主要监督实施者与宣教者,在国家科层化运作体系中受到自上而下政策与考核的压力,遵循着在保护政绩基础上为人民服务的逻辑;村干部是农村环境整治的执行者和推动者,作为政府的“代理人”与村庄的“带头人”,在正式科层制与非正式乡村社会个体化的碰撞中,遵循着主动为己,被动利他的逻辑;村民是乡村环境整治的参与者与受益者,其表面上是环境整治的主体,但实际上并没有完全发挥出主体的作用,在市场化对乡村社会秩序与传统习惯的冲击以及国家环境整治政策的新要求下,村民遵循着以己为重的逻辑,但同时也不得不遵守乡村的新规范。通过对不同参与主体行为机制的分析我们发现,在以农村环境整治为代表的生活治理背景下,国家的权力进一步向乡村社会延伸,治理内容深入农民的私人生活,村级组织逐步走向行政化。与此同时,村民的自主空间被压缩,主要表现为村民生活方式的规范化。国家希望通过对村民日常生活的规训来实现重塑乡村秩序,培育乡村共同体的目的。在以环境整治为代表的生活治理中,国家与农民的关系呈现出“紧密背后的疏离”这一特征,其紧密性在于生活治理使得基层干部与村民联系的频率增多,且村民对国家政策的认可。其疏离在于大量的村内公共事务使得村级组织行政化,村干部成为科层体系中的一员,对上负责,农民缺乏利益诉求上升的渠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