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体器官移植技术颠覆了传统的治疗模式,成为21世纪最先进的医疗技术之一,使得诸多器官功能衰竭者重新看到了生的希望。但不可否认的是,这项技术也成为了不法分子牟利的手段,滋生了一系列违法犯罪行为,产生了极大的社会危害性。《刑法修正案（八）》的出台,在一定程度上填补了刑法应对人体器官移植中犯罪行为的漏洞,但是相关条款的设置及出台多带有仓促性与应急性,致使具体罪名在适用时仍存在诸多争议与问题。本文沿着“犯罪界定-应对现状-困境分析-完善路径”的思路,系统地对我国人体器官移植的刑法应对进行探讨,以期推动该领域系统化、全面化、精细化发展。主要分为以下六个部分:第一部分,人体器官移植中犯罪行为的基本界定。首先提出在现有的法律框架内应将人体器官做狭义认定,即具有特定功能的心脏、肺脏、肝脏等器官的全部或者部分,并不包含人体细胞与人体组织。并最终落脚于人体器官移植中犯罪行为的概念界定,即有关单位或者个人实施的,发生于器官的捐献与摘取,保存与运输,匹配与植入等任一环节,具有严重社会危害性且应受到刑事处罚的各种行为的总称。第二部分,人体器官移植行为刑法应对之立法沿革。以时间为轴,从纵向视角对历年来行政法及刑法领域中人体器官移植的相关规定进行梳理与评析。以人体器官移植历经流程为线,从横向视角对人体器官移植过程中各节点的刑事立法现状进行梳理,具体涉及盗窃、侮辱、故意毁坏尸体罪、故意伤害罪、故意杀人罪、组织出卖人体器官罪等已有罪名。第三部分,人体器官移植行为刑法应对之司法现状。首先,在入罪方面,对于组织出卖人体器官罪,提出“组织”的方式并非限于以得到供体承诺的平和方式,且只要实施了使他人出卖人体器官的行为,就应被认定为“组织”。并提出应将组织出卖人体器官罪理解为缩短的二行为犯,只要行为人带着促成供体出卖器官的目的,实施了组织行为,即可认定为犯罪既遂。此外关于其与故意伤害、故意杀人罪的适用关系应理解为想象竞合。其次,在出罪方面,提出被害人承诺及正当业务行为可作为人体器官移植的正当化事由。第四部分,人体器官移植行为刑法应对的困境探析。首先,在立法层面,主要包括人体器官范围界定不明、罪名体系设置有待健全,此外还对完全禁止未成年人、无决策能力成年人活体器官捐献提出质疑。其次,在司法层面,主要包括死亡认定标准有待完善以及组织出卖人体器官罪中“情节严重”的量刑标准不统一。第五部分,人体器官移植行为刑法应对的完善路径。在立法层面,应将角膜、符合相关条件的病变器官一并纳入人体器官的范畴,在一定条件下,允许未成年人、无决策能力成年人活体器官捐献,并提出增设走私人体器官罪。在司法层面,提出对于死亡认定标准应由二元死亡认定模式逐步过渡到脑死亡一元认定模式,对于“情节严重”的认定,应结合组织出卖人体器官的次数、获利的数额、对被害人造成侵害的程度、组织者的身份进行综合考量。第六部分,结语。概括归纳论文的论证要点,并对我国人体器官移植技术蓬勃发展的未来前景进行展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