抑郁是人类心理失调的最主要和最经常出现的问题之一,是目前导致残疾和死亡的第四大因素。联合国卫生组织预测,到2020年抑郁将成为全世界导致死亡和残疾的第二大因素。因此,抑郁是一个亟待关注的重要公共卫生问题。根据症状的严重程度,抑郁被分为亚临床抑郁症状和临床抑郁症。因此,研究抑郁个体(包括抑郁症状个体和临床抑郁患者)对于预防临床抑郁症的发生、促进抑郁患者的康复、提高公众的心理健康水平,具有重要的社会意义和价值。导致抑郁发生的因素是多方面的,认知因素是抑郁症状产生、持续和发展的重要原因之一,以往学者们多从注意、记忆、执行控制等角度进行了探讨。反事实思维是一种高级的认知活动,是个体在心理上对过去已经发生的事情进行否定进而重构一种可能性假设的思维活动。对亲身经历的事件进行反事实思维称为自发反事实思维;根据故事情景中他人经历的事件进行的反事实思维称为诱发反事实思维。近年来发现抑郁与反事实思维关系密切。以往研究主要是从数量方面探讨了抑郁症状个体自发反事实思维的特点。有研究认为,抑郁症状个体在经历负性事件时产生更多的自发反事实思维,导致更强的负性情绪体验。抑郁患者对自传体负性事件的自发反事实思维数量是增多还是减少呢?抑郁个体诱发反事实思维又是如何呢?均未见报道。关于抑郁个体(包括抑郁症状个体和临床抑郁患者)对正性生活事件的自发反事实思维的研究也未见报道。少有研究从合理性方面探讨抑郁个体反事实思维的特点。由于反事实思维合理性低时,反事实思维很难起到积极功能;反而可能通过反事实思维的情绪调节功能加强被试的负性情绪从而起到消极的功能。所以关注反事实思维的合理性是很有必要的。又有研究证实,执行功能可能在反事实思维的产生中起重要作用,精神分裂症患者反事实思维受损与前额叶执行功能缺陷有关。那么,抑郁个体的反事实思维与执行功能有什么关系呢?仍然未见报道。因此,本研究以正常对照组、抑郁症状组和抑郁患者组为研究对象,完成反事实思维任务(自发反事实思维、诱发反事实思维和反事实思维推理测试)和执行功能检测(Stroop色词干扰测试和威斯康星卡片分类测试),从自发和诱发反事实思维的数量和合理性、反事实思维推理能力等多方面探讨抑郁个体反事实思维特点及其与执行功能的关系。综合本研究结果,得出以下结论:1.随着抑郁程度的加重,抑郁个体产生的自发和诱发反事实思维的数量均逐渐减少,抑郁患者产生的反事实思维数量最少。2.随着抑郁程度的加重,抑郁个体产生的自发和诱发反事实思维的合理性均逐渐降低,抑郁患者产生的反事实思维合理性最差。3.正常对照组和抑郁症状组被试反事实思维推理能力无明显差异,而抑郁患者组的反事实思维推理能力明显低于正常对照组和抑郁症状组。4.反事实思维特点的性别差异不显著,仅仅抑郁症状组中女性被试对负性事件产生的自发反事实思维数量明显多于男性被试。5.抑郁患者自发反事实思维的数量和合理性差可能与其执行功能减退有关;诱发反事实思维和反事实思维推理能力与执行功能关系可能不十分密切。本研究的理论意义在于对抑郁个体的研究,从非临床群体到临床群体;从反事实思维的角度出发,并且结合了执行功能的研究,从而丰富了对抑郁个体反事实思维特点的认识;为抑郁个体的研究提供了新思路,为今后有关抑郁个体反事实思维的进一步研究打下了基础;为抑郁的认知研究提供了新的方向和切入点;对抑郁的临床心理干预和治疗可能带来新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