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着重研究梁启超“新民”文学启蒙的理论和实践与中国现代文学启蒙话语之间的发生学关系。论者从梁启超政治启蒙的整体文化视野出发，探讨其以文学作为启蒙方式的话语逻辑、话语形态、话语内涵和话语价值导向如何影响到中国现代文学启蒙话语的发生，旨在揭示中国现代文学启蒙话语内在的“教化”逻辑，并确认梁启超文学启蒙话语作为古典“诗教”传统走向现代的历史中介的重要意义。全文分为两大部分。第一部分（第一章、第二章）在对中国现代“启蒙”话语的内在本质的澄清的基础上，从总体上研究梁启超“新民”思想对中国现代文化和文学启蒙的话语逻辑的建立的影响。第二部分（第三章、第四章、第五章）落实到具体的层面，讨论梁启超的小说理论话语形态、“中国文学”观念建构和报刊文体变革实践三者对中国现代文学启蒙的文学运动话语形态、以国族为核心的话语内涵和通俗的价值导向所具有的发生学意义。梁启超的文学启蒙话语是其政治启蒙话语的具体实践，这一前提形成了本文的阐释框架。本文的结论是梁启超的“新民”文学启蒙话语建立了中国现代文学启蒙话语的基本模式，在中国古今知识转型中具有范式意义；但是这种范式转换却不是对于传统的“断裂”，而是传统士人“教化”逻辑及其对应的古典“诗教”观念的现代言说；建立一套重新言说传统的范式，正是梁启超对于中国现代审美话语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