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我国民主进程的加快,被政治学者们热议的“商议民主”理论也开始进入人们的生活,无论是政府项目的落户,还是一个普通市民的生死,都被广泛地纳入到了人们的讨论之中。而对于大众传媒来说,无论是传统的报纸和电视,还是新兴的网络媒介,都可见铺天盖地的报道和讨论,商议民主与大众传媒已经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所谓的商议民主是指这样一个过程,社会公众就某个领域内关心的问题或者某个时期的公共事件拥有发表自己观点的自由,并且这种观点表达的过程是以一种“讲理”的方式进行的,即公众就这个问题展开平等、自由、完全、充分地协商。那么,由大众传媒参与的商议民主过程又是怎样的呢?本文通过对云南“躲猫猫事件”的分析,发现在我国语境下,大众传媒参与商议民主呈现出一种结构化的倾向,二者在社会发展中不停地生产和再生产着彼此。一方面,大众传媒作为社会中的能动个体,在制度的使动下具备了一种能动性,可以并且应该通过自身的行为型塑我国的商议民主制度；但另一方面,由于制度结构的制约性,被型塑后的商议制度又反过来制约个体行为,即大众传媒参与商议民主并不是完全自主、不受约束的过程,如若没有政治制度的松动,没有民主环境的“使之能动”,大众传媒自主性的发挥是极其有限的。通过对云南“躲猫猫事件”的研究本文发现,大众传媒参与商议民主是一个动态的、多维的过程。一个公民在看守所内的非正常死亡是个体事件,本不应带来如此的轰动效应,但正是由于大众传媒的介入,通过在媒体上反复报道强调以及“受难叙事”框架的凸显,媒体为公众设置了议程,使该事件成为人们热议的话题,个体事件在媒介议程的放大下,已经转变为公众议题,引起公众尤其是网民的激烈讨论。通过传统媒体和网络媒体的联动,我们发现社会公众在事件中的能动作用。相对于事件本身来说,他人本应只是整个事件中的“第三者”,但在“躲猫猫事件”中,公众已不满足于仅仅做事件中的看客,相反地,他们更愿意以参与者和表达者的身份投入到事件进程中来,无论是批评还是赞同,也无论是仅仅笔诸讨伐还是实体参与调查,他们都以切实的行动积极地推动事件向前推进。公众的普遍关注赋予了事件不同以往的独特性和重要性,这也成为事件进入政治讨论阶段的重要推力之一。在大众传媒的力推下,在社会公众的普遍关注和激烈讨论下,事件又出现了一个新的进阶——倒逼政府发言。事件发展至此,政府再也无法坐视不理,于是,网民调查团组建了,官方的调查结论也揭晓,信息由遮蔽转为公开。但“躲猫猫事件”的效应决不止于此,从长期来看,它还有一系列的联动后续——官员开微博以及国家赔偿法中对于看守所羁押人员的针对性条款,由此,一个特殊群体开始受到重视,他们的权利得到了初步保障,政府的行为方式也发生了变化。而另一方面,官员开通微博虽然只是初步的尝试,但从我国民主进程的发展来看,这是无可置疑的一大步。但是正如前文所说,大众传媒参与商议民主并非是完全的、充分的,由于我国的特殊语境,欠缺像西方那样发达的公民社会组织网络,我国的商议民主还是政府主导下的行为,并且带有结构制约下的烙印。一方面,事件的发展缺少政治合法性的支撑,云南省委宣传部作为不合法的发起人,其所组建的网民调查团并未被赋予调查的合法权益,调查只得在有关部门的“合理应对”下无疾而终；另一方面,媒体在整个过程中虽然具备一定程度的能动特征,但在触及政治领域的核心问题时,媒体便将它的无力感展露无遗——不仅被官方控制了消息来源,还被官方主导了话语导向权。总而言之,大众传媒作为社会结构中的能动个体,通过自身参与,成为商议民主中国化的重要推力,但这种推动是伴随着一定的“代价”的,即传媒反过来受型塑后政治制度的约束,使得商议民主在“躲猫猫事件”中的践行成为某种程度上带有缺憾的商议,在中国语境下,在结构的约束下,媒体的能动无法得到淋漓尽致的发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