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4年,我国为了解决包干制的弊端、确立以中央为核心的财政体制,进行了分税制改革。分税制改革有效确立我国税收新格局,但也导致了地方在财权和事权上收入与支出不匹配。伴随着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以及城镇化水平的不断提高,地方政府的资金缺口和财政压力不断增大,由于当时法律禁止地方政府发行债券,城投平台作为此特定背景下的时代产物,承担了地方政府的投融资功能。城投公司以独立法人的角色背负着地方债务,债务规模亦随着经济发展和市政项目投资而不断增大,债务风险不断累积。2020年新冠疫情爆发,世界经济面临着严峻考验,我国采取政策宽松以促进经济发展和稳定民生。地方政府纷纷通过基础设施建设拉动经济增长,承担基建投资背后投入资金的城投平台债务快速扩张。疫情过后,城投债又将面临严格的监管政策,“永煤事件”、“15号文”亦引起市场激烈的反应,中央亦下达了化解隐形债务的任务。因此关注城投债信用风险、测算城投债的适度负债规模和研究隐形债务化解难度就显得十分重要。江苏省是中国东部沿海经济发达地区,城市化进程较快的同时财政资金缺口规模巨大,截止2020年末江苏省城投债存量、债券数量和城投平台数量皆位于各省第一,具有高收入高负债率的特征,故而笔者以该省主要城市为对象展开研究。本文首先从城投债制度性风险、经营与财务风险和地方财政风险三个角度对城投债信用风险进行分析。然后介绍了传统信用风险模型,通过对比分析四大传统信用测量模型,选择KMV模型为本文研究的最优模型。在阐述了城投债适度负债规模的必要性之后,笔者回顾了城投债发展现状和趋势、监管政策变化并介绍了江苏省当前城投债现状。接着,笔者建立模型对江苏省主要城市的城投债适度规模进行实证分析。城投平台债务作为地方政府隐形债务的主要组成部分,以前学者的研究往往集中于市政债券的发展经验和理论研究,而对如何确定城投债的合理债务规模的实证研究较少。笔者通过比较信用风险测量模型,认为KMV模型更适用于本文实证分析。笔者基于可支配财政收入和综合财力两个统计口径,运用调整后的模型测量江苏省主要城市城投债的合理规模。通过模型的实证分析,笔者对江苏省主要城市的债务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并基于测算的适度债务规模和实际到期债务本息金额大小进行对比分析,从城投债角度研究隐形债务化解难度。根据笔者的研究发现,受城投公司自身和地方政府财政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城投债规模不断扩张。城投平台自身资产流动性不足、盈利能力低,收入来源依靠于政府补助;而在地方政府方面,分税制改革导致了地方财政支出缺口,GDP政绩考核亦导致了地方存在举债压力。导致江苏省主要城市存在债务主体权责不清;发债主体、决策主体和还债主体未能形成真正地统一;债务化解手段有限;债务结构具有短期化、短借长投等问题。当前江苏省主要城市城投债券实际到期规模普遍高于合理债务规模,其中经济发达的地区的苏州、南京、无锡地区整体债务情况相对较好;而经济落后的苏北地区偿债压力较大,其中淮安、盐城和连云港偿债压力最重。笔者认为,需要警惕淮安、连云港等财政较弱地区2023-2024年债务集中到期所带来的偿债压力。仅从江苏省各市城投债的角度来看,通过财政手段进行债务化解颇具难度,更何况隐形债务中更大比例的债务为银行借款。所以笔者认为当前地方政府打破“刚性兑付”仍不具备现实条件,打破“刚性兑付”仍是未来几年需要各地方政府通过财政、债务置换、市场化运作等多种手段努力达成的目标。根据研究结果,笔者也提出了针对性的建议,主要包括:深化财政体制改革,经济增长目标制定要和地方政府财政相匹配;逐渐打破“刚性兑付”;主动甄别地方政府债务,做到发债主体、决策主体和还债主体的统一,从而发行地方债置换合理债务以降低融资成本;积极推动城投平台市场化转型,增强城投平台自身的造血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