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全球气温变暖,极端天气的频发,使得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地区开始重视环境问题。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积极推进,在建设基础设施,推动城镇化等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但是有相当一部分的“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劳动生产率不高,经济发展方式比较粗放,资源消耗比重大,单位能效低。2016年,我国政府首次提出建设绿色“一带一路”倡议,并于G20峰会提出绿色金融的概念。在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圆桌峰会上,习总书记指出,要贯彻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则,以更加开放、绿色的理念建设“一带一路”。金融作为现代经济发展的核心,是策动和连接各国建设不可或缺的支点和纽带,是促进设施互联互通、贸易畅通和金融中介的基础条件,金融发展为技术进步和产业结构升级提供了必不可少的资金,保障低碳经济的平稳运行。这使得金融发展、绿色“一带一路”的建设与碳达峰、碳中和相关的碳减排联系起来,理清金融发展和碳排放的关系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但目前关于金融发展对碳排放之间的影响研究多集中在单个国家,且结论不一。同时,考虑风向等自然因素的影响,周围国家和地区的碳排放可能对本国的环境质量产生一定影响。因此,采用空间计量方法来研究金融发展对碳排放影响,可以更加准确的探究金融发展与碳排放的关系,有利于更好的推进绿色“一带一路”建设,为中国等沿线国家实行差异化的金融政策和有所侧重的碳减排措施提供参考。正是如此,本文建立了“一带一路”沿线47个国家的空间计量模型,从全局角度研究“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金融发展与碳排放的影响效应,同时采用地理加权回归模型分析金融发展对碳排放空间依赖规律的异质性,以期从空间视角探索金融发展对沿线国家碳减排的有效对策。为此,本文进行了以下工作:首先,本文梳理了金融发展对碳排放影响效应的相关文献,归纳了金融发展对碳排放的影响机理及影响大小。整理发现,目前研究多个国家之间金融发展对碳排放影响效应的文献相对较少,而且大多忽视了空间溢出效应对上述研究的影响,这可能会导致实证结果不够准确。这为本文的研究提供思路参考。其次,本文借助Moran’s I指数及其散点图、lisa集聚图、Getis-Ord G*指数来评价“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碳排放的空间自相关性和空间区域集聚性。研究发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人均碳排放在空间上高度稳定,在地理分布上具有明显的“空间路径依赖性”。碳排放具有显著的空间自相关性以及呈现东热西冷的空间分布格局,这为后续的实证研究提供了现实依据。再次,用空间杜宾模型作为本文的实证模型,实证研究了金融发展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碳排放的影响效应。结果再次验证了沿线国家的碳排放存在正向空间相关性,即周边国家的碳排放量的增加,会导致本国二氧化碳排放的增加,而路径依赖性则说明碳减排政策将有利于改善环境质量。同时,金融规模对碳排放呈“倒U型”关系,金融效率和金融结构正向直接效应远小于负向溢出效应,去掉二次项后,金融规模也得到了同样的结论,即金融发展整体上对于碳减排起到了积极的作用。然后,建立了地理加权回归模型,分析金融发展对碳排放空间依赖规律的异质性。结果显示,金融发展的弹性系数的七种类型在空间上呈现连片布,在空间上分布上具有明显的集聚特征,因此,在制定环境政策时需要考虑邻近国家和地区的影响。研究还发现并非所有“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金融发展都会对碳减排起到积极的作用,金融发展对沿线高收入国家碳排放表现出很强的抑制作用;对沿线中高收入国家碳排放具有负向溢出效应,但是溢出效应强度小于正向直接效应;而在中低收入国家中,金融发展显著促进了当地的碳排放水平,以上结果很好地验证了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同时,从时间跨度上分析,金融发展的弹性系数在2007—2018年的12年间,整体上呈现下降趋势,这意味着整体上金融发展对于碳排放的促进作用正在逐渐减弱。最后,根据研究结果,本文从建立差异化的环境政策、利用金融发展发挥产业结构及绿色金融等角度提出对策建议。本文的研究弥补了现有对金融发展对碳排放研究的不足,是对“一带一路”政策影响效力研究的有益补充。本文的研究成果可以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制定降低碳排放政策提供客观依据,以金融发展为手段来我国调整绿色“一带一路”政策提供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