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1年胡适写就《红楼梦考证》一文,标志新红学成立。胡适对王梦阮、蔡元培等人的索隐著作提出了尖锐的批评。随后俞平伯、顾颉刚也针对“索隐红学”做了大量的考证工作。新红学认为王、蔡等人所搜寻的“证据”与《红楼梦》毫无干系,所做的工作只是“牵强的附会”,只是在“猜笨谜”。同时又提出《红楼梦》是作者曹雪芹的“自叙传”这一观点,并用“可靠的材料”加以证明。其后有周汝昌、吴恩裕、吴世昌等人致力于实证工作,形成体系,力图使“自叙传说”无懈可击。但新红学的研究自一开始便是存在问题的:首先是把《红楼梦》当成了历史书来对待;其次,有关曹雪芹本人的资料并不多,在论证的过程中,存在证据不足的情况;最后,当证据不足时,考证家们多采取“推想”等“索隐派”常用的研究方法来解决问题,甚至有“忽视”重要“反证”,“曲解”他人说辞等情况。本论文首先介绍新红学对“索隐派”的批评,以及两“派”的主要观点和研究方法,从而揭示“考证红学”所具有的“索隐倾向”。随后对“考证红学”的“索隐倾向”做一个探因工作,进一步指出“考证红学”因研究旨趣和证据的问题,有意无意的借鉴了索隐的方法。反观索隐红学,也充分利用考证成果,重获生机。二者相互借鉴,甚至有相互转化的倾向。最后本论文认为:“考证红学”的成立是建立在对“索隐红学”的批判的基础之上的,但由于他们的研究旨趣是史学的,且有关曹雪芹的材料太少,证据不足,因此,二者在学术研究上存在互相借鉴与互动,形成了当代红坛一种特殊景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