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对于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以及这种发展能否持续下去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而有效政府的生命力在于公务员的精明强干和积极主动(世界银行，1997)。吸纳、维系和激励高素质的公务员有效履行职责，关键之一是建立科学的公务员薪酬制度。公务员的薪酬问题历来被各国政府认为是最敏感和最复杂的经济问题和社会问题，甚至是一个政治问题，而受到高度重视。在为公务员提供合理报酬与公务员薪酬的财政支出对公众负责之间，各国政府不断的寻找平衡点，这种责任导致了对于科学的、可接受的薪酬标准的不断寻求过程。　　在国内，1997年至2003年政府连续五次调整提高公务员的工资标准，2004年“阳光工资”政策在北京、上海等地先后实施。每次调整和改革均引起专家学者对公务员薪酬水平高低的广泛争论和社会的广泛关注。同时，境外关于公务员薪酬调整的消息不断传来，有升有降，“薪事”不断。　　那么，公务员薪酬水平是高是低，其合理性、科学性如何评估，发达市场经济国家或地区的公务员薪酬水平的确定和调整取决于哪些因素，这些因素对公务员薪酬水平的影响程度如何？基于上述思考和疑问，本文对世界主要发达市场经济国家或地区公务员薪酬水平的影响因素进行了比较研究，对公务员薪酬水平影响因素进行了计量经济分析，并以此为基础，比较分析了我国的公务员薪酬水平，及其确定和调整的影响因素。　　通过文献研究，归纳并比较分析了美国、加拿大、英国、法国、德国、日本、香港等11个发达市场经济国家或地区公务员薪酬水平决定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不同国家或地区公务员薪酬水平决定的影响因素具有共同特点，市场薪酬水平、经济发展水平、政府财政状况、物价水平是主要影响要素。部分国家或地区还综合考虑劳动力市场状况、公务员生活费用、公务员人数、公务员工作效率等因素。在许多发达市场经济国家或地区中，公务员工会对公务员薪酬水平决策有着显著的影响。　　使用多元线性回归分析或岭回归分析，利用来自联合国统计局、国际劳工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等国际组织的数据库和国家（地区）的公务员管理部门、统计部门的官方网站中的时间序列数据，检验了美国（1950-2004年）、英国（1970-2004年）、日本（1965-2003年）、澳大利亚（1986-2005年）和香港（1982-2004年）共5个国家（地区）的公务员薪酬管理实践中，市场薪酬水平、公务员产出水平、公务员工作负荷、政府支付能力、物价水平对公务员薪酬水平的实际影响状况和程度。构建了各国（地区）公务员薪酬水平确定和调整的经验计量经济模型，并进行了比较分析。研究发现，不同国家（地区）公务员薪酬水平决定因素的影响程度存在差异。虽然市场薪酬水平、公务员产出水平和政府支付能力三个因素是共同的影响因素，但在不同国家（地区），情况也不尽相同，如日本更侧重于政府支付能力，英国、澳大利亚和香港关注的主要是市场薪酬水平。公务员产出水平在美国公务员薪酬水平决定中则影响最大。公务员工作负荷在日本和香港有一定的影响。物价水平在谈判决定公务员薪酬水平的国家（英国、澳大利亚）影响较大。在方程的决定系数方面，用增量数据构建的回归方程中，英国决定系数低于美国，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没有纳入方程的公务员工会力量的影响起着不容忽视的作用。对各国（地区）数据合并后的分析发现，20世纪90年代以来，以美国、英国、日本、澳大利亚和香港为代表的发达市场经济国家（地区）公务员薪酬水平的首要影响因素，由市场薪酬水平变成了政府支付能力。　　对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公务员薪酬水平的影响因素的定量分析发现，政府支付能力是我国公务员薪酬水平确定和调整的首要影响因素。以我国2003年至2004年的市场薪酬水平、公务员产出水平、公务员工作负荷、政府支付能力和物价水平数据，使用上述五个国家（地区）公务员薪酬水平决定的真实计量经济模型，测算相应的公务员薪酬水平，并与我国2004年实际的公务员薪酬水平进行比较分析后得出结论，我国公务员薪酬水平偏低。　　由此，本文认为，我国应逐步建立公务员薪酬水平评估机制，在确定和调整公务员薪酬水平时，与国家财政支付能力、市场薪酬水平、公务员产出水平、公务员工作负荷和物价水平建立定量关系;逐步建立科学的公务员薪酬制度，进一步完善“规范津贴、补贴和奖金”等改革措施，提高制度内的薪酬水平;制定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的各地区间的地区津贴水平时，同样考虑上述因素，并着重考虑不同地区的财政支付能力。　　应当说公务员薪酬水平的影响因素，远不止本文所探讨的5个经济变量，还包括传统社会文化、观念、习俗、公务员工会的力量等，特别是受到政治因素的影响。在本文中，因数据采集的困难，公务员的受教育程度、能力水平、工作经验等人力资本的变化以及公务员的职位结构、绩效卓越晋级等因素而引起的变化没有考虑，但这些因素却不可避免的发生着影响。